《中共东海县地方史》二卷之第三编

作者：   发布时间：2012-12-28 10:29:53

第三编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1956年9月～1966年5月）

第十一章  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项任务。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造”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也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制定，中共八大的召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东海县人民紧跟共产党在前进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揭开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并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使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节  行政区划调整及机构整编

一、撤区并乡

1954年10月，县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对各区的区划进行了调整，将全县原有的14个区调整为11个区。

1956年2月，又将11个区调整为7个区，同时改序数指示为地名指示，即：

石榴树区、白塔区、苘湖区、双店区、洪庄区、安峰区、蔷薇区。

1957年3月，苘湖区的夹河、张桥乡和白塔区的临洪乡合并为临洪乡；白塔区的富安、官庄和黄墩3个乡合并为富安乡。临洪乡和富安乡为县属乡，直属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全县7个区55乡和2个直属乡，共57个乡。

1957年8月，撤销区级机构，根据农业合作化发展和新的形势变化，本着有利于生产，便于领导，精减层次，压缩行政编制，减少国家开支的需要，逐渐改进机构组织。撤区并乡原则：1.按照自然情况，原有的乡不拆散，社不拆散；也照顾群众风俗习惯、人情地理条件。2.根据人口多寡和交通便利、农作物的产区来决定，将57个乡合并为27个乡，全县建浦南、临洪、包庄、朱洲、麦坡、白塔、驼峰、苘湖、树墩、横沟、双店、李埝、山左口、洪庄、石埠、桃林、牛山、城头、房山、陈集、大放、石湖、张湾、平明、瓦基、石榴树、讲习27个乡。

乡的规模平均4 614户、19 451人。大乡25 000人，小乡12 000人。范围一般在20～25华里，大乡35华里，小乡18华里。每乡一般有10个农业社，最少只有4个农业社。每个乡最少有一个集市贸易中心。并乡后，按每1 400人配一名干部，每个乡平均有干部15人。乡建党委、社建支部、生产队建党小组。行政设乡人民委员会，下设民政、财经、武装、治安、生产合作、文卫等委员会。全县配备乡级干部451人，比原来减少了260人。原区干部保留26人，省地委下放干部13人，县直机关下放干部171人。乡党委书记27人，有省地委下放科局长以上干部11人，县级下放干部8人，县委委员7人，原区委书记6人，副书记1人。乡党委副书记29人，其中省、地委下放2人，县下放正副科长9人，区副书记21人，乡长27人，有县下放科长6人，相当于科长3人，原区长7人，副区长8人；副乡长29人，有县下放副科级10人，原副区长4人。

1958年9月，撤销讲习、瓦基和张湾乡。讲习乡所辖博望、蛤庄、黄庄、姜庄、李白等5个社划归石榴树乡；罗庄、碱场、湾子等4个社划归横沟乡；大陡沟、东陡沟、王白、张昌、孔白等5个社划归双店乡；孔岭、大兴、杨圩、讲习、马圩、金塘等6个社划归石湖乡。瓦基乡的大顾、瓦基、陈墩、关墩、上房、东刘和张湾乡的卓王、王烈、长青、穆艞等社划归平明乡。张湾乡的河南、新建、福兴等3个社划归包庄乡。瓦基乡的寇荡小乡划归房山乡。石榴树乡的三里社划归苘湖乡。撤销牛山乡建立牛山镇，原牛山乡的郇圩划归房山乡，袁庄、汤庄、吴庄、曹林等4个社划归牛山果园。贯庄社划归蚕桑场。临洪、树墩2个乡合并为黄川乡。陈集、大放2个乡合并为安峰乡。桃林、山左口2个乡合并为桃林乡。李埝乡并入双店乡。此时全县有1镇、16乡和6个场园（畜牧场、李埝林场、马陵山果园、牛山果园、蚕桑场和机械农场）。

二、精减整编

东海县委从1956年开始对党政群机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全县设部、委、办、局40个。县级编制390人。

1957年5月20日，东海县撤销7个机构，合并20个机构，紧缩16个单位，全县编制为458人。对县级党政群机关的48名编余干部，安排下放到乡做骨干的30人，做一般干部的8人，退职10人。

1958年4月2日，东海县人民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对以下机构进行调整：原县农业科、林业科、畜牧科合并为东海县农林局；原县财政科、税务科合并为东海县财政局；原县文化科、教育科合并为东海县文教局；原县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科撤销，成立东海县经济委员会；原县供销合作社并入东海县商业局。

1958年4月22日，东海县委决定将宣传部、文教部合并为宣传部；撤销财贸部，其原业务交经济委员会办理；撤销政法部，县人委设监察室；撤销手工业科，增设工业局；党训班与合作干校合并为农业干部学校。

机构整编后，一批干部被安排到了基层，成了农民。1957年1月30日至2月10日，东海县共动员下放县、区、乡干部405名，其中乡级干部220名，地委下放干部10名。下放干部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172人，占下放干部的93%。1958年3月，县首批122名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1959年1月10日至13日，东海县又批准了62名干部下放。

第二节  县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基层选举

县以下的基层组织，自撤区并乡以后，分为三级，即乡、社和生产队。乡设乡长、副乡长、文书及财粮、文教、公安或武装等助理员；社设立主任、会计；生产队设队长和会计。

东海县的基层选举工作，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年份进行的。从1956年春开始的高级社运动到年底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94.7%。

1956年10月10日，东海县委决定基层选举在白塔埠、贺庄两乡进行试点工作；1956年10月13日，东海县选举委员会成立；试点工作到12月5日结束。东海县选举委员会紧接着于12月6日开始，又分别进行了15个乡的试点工作，到月底选举试点工作全部结束。其它的44个乡的选举工作是在1957年1月5日全部开始的。

1956年11月至年底基层选举试点有17个乡，选举工作成绩是值得肯定的。前期试点的17个乡共有选民13 8 04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7.9%，有选举权的选民总数为74 767人，较1953年选民数增长8.5%。

东海县上届半脱产的乡干部117人，这次当选的代表有52人,占44.4%；上届代表1 169人，这次当选320人，占27.4%；上届乡政委员280人，这次当选106人，占37.9%。新选出乡人民代表796人，占选民总人口数的0.57%，其中女代表150人，占19%；工人（包括机关干部）18人，占2.26%；医务工作者3人，占0.037%；文教工作者7人，占0.088%；其他人士11人，占0.13%；劳动农民758人，占95.2%；基层干部41人，占5.15%。所有当选的代表中，中共党员336人，占42.2%。

这次基层选举的选民比上届更加广泛，选出的代表也具有行业阶层的广泛性，这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基层政权得到了一大批新生力量的补充。

1958年9月，以乡为单位建立人民公社，乡人民委员会为人民公社取代，但仍然保留乡人民委员会名称。

二、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1957年2月19日至22日，东海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64人。会议审议通过了上届东海县人民委员会的《1956年工作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法院工作报告》以及《1956年财政决算和1957年财政预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巩固和加强农业社，搞好生产救灾工作争取在三、五年内初步改变东海县贫困面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决议》。

会议选举宗献瑞为县长，冯明堂、魏家树为副县长；选举东海县第二届人民委员会15人；选举卢智为县人民法院院长，胡进传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57年3月21日，东海县委、县人委向徐州地委请示，申请批准25万元的财政预算资金，开始在牛山镇建设新的东海县城。11月，县党政机关从海州迁至牛山办公。

东海县委根据省委关于在三五年内改变徐淮地区贫困面貌的决定，制定了《东海县三、五年内消灭群众贫困面貌规划（草案）》。

 

第三节 开展思想教育，促进工农业生产

一、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整顿农村合作社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地执行了党的八大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新的探索的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全体农民中就合作化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进行大辩论，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提倡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

东海县农村遵照东海县委的指示，一场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运动展开了。

东海县由于1956年夏秋季节连续遭受雹、洪、风等自然灾害，特别是9月初的第二次风灾，且夹杂着洪、雨、海啸所谓“四合灾”，农作物大幅减产，造成轻重灾民（三成以下不计）21万余人。全县只有72个社能维持最低的温饱生活，106个社有各自不同的严重困难。加上有一部分社管理不善，生产没有搞好，“三包”流于形式，在年终分配决算时真正按三包方案办事的全县只有两个社。石榴树一乡长说：“年终分配决算一头轻一头重，造成部分人得 ‘空’，生活困难。”1957年5月，陈墩社东渔林村28户社员要求退社。东海县委派干部按人民内部矛盾妥善进行了化解和处理。6月，安西乡杨圩社社员抢收麦、扒粮扒草、闹退社、打干部，甚至动用了枪支。徐州地委、东海县委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及时化解了矛盾。

1956年11月，东海县委决定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1.对试点社的干部进行培训，做好仔细的准备工作；2.实事求是地修改了三包方案；3.加强对“三包”工作的领导，健全组织，划分作业区，修订生产计划，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到1957年，结合一年多的实践，查找生产农业社中暴露出来的生产队生产管理混乱、经济管理混乱等问题，对照1957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普遍整顿合作社，开展春耕生产》、于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东海县委将包产、包工、包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工作初步理上了路子。包产，一般社是以“三定”产量为基础，参照常年实际产量制定；包工，绝大部分根据社制定的劳动定额和生产队的作物及生产指标计算出每种作物从种到收所需的工数，再根据各队的种植面积计算出总工数；包本，一般社都把种子、肥料、牲畜饲料、农具修理、管理费等一次性包给生产队；超产奖励，超产部分70%奖给生产队社员，20%作为公积金，10%奖给干部和模范社员。东海县委农业生产合作部在白塔乡王小埠村先进社作了“三包”试点调研，帮助落实包产指标，制定劳动定额、成本定额及奖惩办法等，东海县委将王小埠村先进社的做法转发全县各社参照执行。通过实行“三包一奖”，特别是“三包制”落实好的社，干部作风有了明显转变。全县生产合作社建立了生产队组织2 700多个，平均每40户编成一个生产队。各生产队内部推行小段生产计划，生产秩序得到了好转，社员爱社如家，生产热情高涨。从1958年2月起到同年秋天，东海县开展了以广泛宣传合作社道路的优越性，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内容的整社运动，并在整社中认真处理了一些政策性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办社水平，促进了高级社的正常发展。到1958年8月下旬，整社工作基本结束。

二、工农业生产出现新面貌

1956年7月，徐州市公私合营的新新油厂迁到桃林，易名为公私合营东海县桃林植物油厂，10月15日正式投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东海县第一家粮油加工企业。1957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捐款、江苏省决定在东海县白塔埠兴建东海县“八一”农业拖拉机站，次年1月拖拉机站建成并开始营业。1956年10月，徐州公路运输管理局东海管理站成立。

1956年11月27日，江苏省的“四五六五工程”（即位于东海白塔的连云港机场）在白塔埠和驼峰之间立项，1957年3月开工，征用土地4 500亩。

1958年，东海县还兴办了水泥厂、砖瓦厂、印刷厂、玻璃厂、铁工厂、云母厂、糖厂、酒厂、植物油厂、杂粮加工厂、水晶厂等工业企业11家，从业职工2520人。“大跃进”期间，土化肥、土农药、土水泥等企业遍地开花，由于条件差，建厂盲目，管理不善，有的企业未及生产就倒闭了。1956年，东海县将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32个，其中生产社16个，从业1 119人，生产小组16个，从业376人。

东海县的交通事业基础落后，境内的道路多为乡间小道，运输主要靠肩挑人抬，即使是手推的独轮小车子也不普及，县城（海州）内也只有为数不多的骡马车和黄包车。水运也同样不发达，航道短而不畅，只能季节性通航。东海的公路始建于民国初年，路基是在自然原始的小道基础上修筑的，多为土路，主要有通榆线（南通至赣榆）、徐海线（徐州至海州）、海桃线（海州至桃林）、沭赣线（沭阳至赣榆）。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东海县大力加强交通建设。1957年5月20日，东海县第一条石子公路富安至水漫桥段铺筑竣工。

这些基础建设工程为东海县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厂矿的建设和投产为东海县的工农业生产和民生的改善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四节  大力兴起水利建设

一、制定水利规划

东海县有“百湖之县”的美名。东海县的水利事业起步早，效益显著。1956年2月，江苏省治淮总部制订《沂北地区除涝工程规划》，将东海县划分为鲁兰河、黄泥蔷薇河两流域。水利建设的出发点始终是围绕农业增产和减轻自然灾害来进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原因及气候、水文条件等因素，自然灾害仍很频繁。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大水之年，北有沭河行洪，西有高水下泄，南有蔷薇河水压境，下受海潮顶托，又极易遭台风并袭。洪水威胁大，经常因洪致涝。大旱之年，上游无水来，本地无雨水，缺水干旱，土地龟裂，草木枯槁，“旱时白茫茫，涝时水汪汪。”农业生产无保障，粮食亩产仅几十斤。1949年，东海县粮食总产量也只有6 310万公斤。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依靠集体力量，有计划地改造自然。东海县广大干群在党的领导下，奋战沂沭河下游，改造河山，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治水斗争。1949年至1953年就参与了新沭河的疏浚和治理工作；1954年开始治理县境内的鲁兰河；1956年冬，开始开挖磨山河工程；为了减轻低洼地区洪水威胁，解决丘陵山区灌溉用水，1956年兴建讲习、河口、小山庄等小型水库；从1957年开始兴建安峰山、横沟、昌梨、大石埠等大中型水库。

东海县境内地势起伏较大，西高东低，海拔落差百米以上。西部丘陵山区，中部平原坡地，东部低洼圩区，这给水利规划带来很大的困难。1958年1月25日，东海县水利骨干训练班在海州开学，参加学习的有各乡、社水利负责人和水利工程人员500余人。水利骨干训练班学习农田水利的方针政策、小型水利工程常识、灌溉常识、水土保持、洼地改造和工程管理等。1958年7月，东海县委制定了《东海县水利规划》，提出“丘陵坡地梯田化，平原涝区水网化，山沟凹塘水库化，土地耕作畦田化。”把东海县分为平原、洼地和丘陵山区两大块，农田水利建设分级管理。针对东海县地形地貌和水文历史，县领导和水利部门经过千百次论证，决定东海县水利以“四河”为纲，以龙梁河、石安河、淮沭新河组成三条进水河道，引进沭、淮、江三水，以蔷薇河出海排水，组成水利工程规划的四大动脉。辅以12条中小河道，16 500余条沟渠，60座大中小水库，177座电力排灌站的排灌网络。四河各具特色，分5米、18米、50米三级，采取了梯级河网，等高截水，横向开挖，高低分排，平底深河，互相调度的治水路子。兴建了石梁河、安峰山、西双湖等大中型水库，房山、磨山等翻水站，在东海县范围内开展了面广量大的农田水利配套工程，初步形成了一个能防、能排、能蓄、能引、能提、能控制、能调度的新的水利体系。

东海县水利建设规划指导思想是：除害兴利，变水害为水利，逐步实现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目标。按蓄泄兼筹这个方针来治理。在规划上不断完善，采取全面治理，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方针，着眼长远，立足当前，远近结合，分期实施，持之以恒，连续治理。自上世纪50年代起，在东海西部丘岭地区以蓄为主，大搞水库，在东海县范围内兴建了一批战略性大型骨干，构成了“三进一出”为主体的骨干工程，能蓄山水，截坡水，引外水，排余水，避免“书记调动，规划重弄”的怪圈，如龙梁、石安、淮沭新河这样的骨干工程，先后进行了9期的连续治理。县长朱群和东海县委主要领导亲临水利工地指导工作。副县长冯明堂从安峰水库到石梁河水库工地，连续4年吃住、工作在水利工地上。水利局一班领导何汴方、常怀前、李德宽、蒋厚昌、鲁从经等都长年累月战斗在水利第一线。

东海县以大型为保证，以小型为基础，兴建了中小型河流、沟渠、电排灌区，初步建立了防洪、防涝、防潮、防旱、防渍等五套水利工程体系。

对于蔷薇河的治理也存在一些教训。蔷薇河历史悠久，承泄东海、新沂、沭阳、连云港等县市的来水，流域面积1 819平方公里，长50多公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对客观事物认识不足，对蔷薇河流域的治理，重蹈了以前不成功的疏浚覆辙。1959年以前，仍采取挖河筑堤，冬至下游打筑土坝挡潮，夏至行洪冲淤，一旦汛期拆坝不及，即成涝灾。1959年，虽然兴建了临洪挡潮闸，但是由于冲淤没有足够的水源，闸下淤淀仍然非常严重。加上新沭河洪水在下泄的过程中，受到临洪口潮水的顶托，导致洪水漫滩溢堤，如此局面延续十年之久。从1960年开始，经多次研究，几经方案比较，才找出沭南洼地圈圩建电排灌站这一条有效的治水路子，采取了分割圈圩，建站抽排，以排为主，结合灌溉的治水方案。1961年6月，东海县委制定《在三五年内解决蔷薇河沿岸涝灾问题的规划》，以挖深河、筑高堤、排涝挡洪为前提，分块圈圩封闭，圩内深沟密网。建造电力排灌站，外河水位低时能自排，外河水位高时能抽排。1963年11月，县长朱群带领3 000名民工，在平明公社民主大队（马汪）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试点。至次年春，完成土方136万立方米，石方248立方米，建成保收田6 890亩。按按照这个整治思路，到1964年初步控制了东海东部低洼湖荡地区90万亩农田的涝渍威胁，粮食产量逐年上升。

二、开展水利综合治理

东海县的水利建设不是单一的水利工程建设，而是灵活地利用水利建设搞好综合治理。东海县在山丘沿等高线海拔50米建了龙梁河。龙梁河，西从龙门水库，东到石梁河水库，全长65公里，把东海西北部的马陵山、白石头、双店岭、羽山、磨山等几百平方公里的山岭沟壑串联起来。在沿线又兴建徐塘、陈栈、阳春、贺庄、昌梨、讲习、羽山、磨山等水库。

在平坡沿海拔18米等高线建了石安河。石安河，一名骆安石河，又称蔷北截水沟，北起石梁河水库，南到安峰山水库，全长55公里，正好南北贯穿东海县腰部，将磨山河、丰墩河、羽山河、汤河、石榴树河、望烟河、郑庄河、范埠河等东西向的河道截断。

在圩洼沿海拔5米等高线建了淮沭新河。淮沭新河，上起洪泽湖，穿越新沂河，直到新浦的洪门入蔷薇河，是南水北调江淮水的又一条人工航道。将民主河、白沙河、马河的中上游水截入石安河。

龙梁河、石安河、淮沭新河形成了三级梯式截水河道，使山丘能截蓄，坡地能调蓄，圩洼能辟洪。截是为了辟峰、滞洪与蓄水，要蓄水就要建水库，东海县在河流、水库之间建进库闸来控制，水库同时建泄洪闸，做到河流、水库能控水、能调补，河流、水库之间能分能合，能引能控，能蓄能泄。

东海县引用的水有内外之分，内水来自本地径流及地下水，靠井、库、塘坝、沟渠供水；外水引自淮、沭两河，能自流则自流，不能自流的则引用动力提翻。由于具有上述梯级河道及三级互通引河，因而提水可由5米提翻到18米、50米海拔等高线。北水可以南流。无水提水灌溉，水多提水抽排。基于这种综合治水思路，东海县建的电力排灌站大部分考虑灌、排两用，因而引、排比较自如。水多则需泄，水少则需调。

东海县的整个治水过程，也是一个除害兴利逐步深入、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过程。治水的路子大体是：上世纪50年代治洪，解决客水危害；60年代治涝，解决内患，全过程都考虑了综合治理这一基本原则。

三、加强水利网络建设

除龙梁河、石安河、淮沭新河三大水利屏障外，东海县还开挖了很多小范围的截水河道，如阿安河、安房河、贺西河（跃进河）、讲西河（昌平河）、驼峰截水沟、磨山河等。

桃李大队有6个生产队，365户，1 623人，地势低洼，是个天然的大水瓢。为了根治水患，桃李广大群众在东海县委指导下，自发组成治水队伍，不畏烈日严寒，日夜战斗在水利工地上。经过几年的连续奋战，开挖农渠42条，筑堤30华里，平整土地1 500亩，使大水瓢基本变成了旱涝保收的宝贝田。老农民张道祥，人老干劲大，在滴水成冰的冬天，脱下棉衣和青年们一起破冰挖土。他常说：“愚公能移山，我老汉就能治水。”

1960年1月31日至2月1日，东海县水利系统先进单位、先进代表会议召开。县长朱群向大会作了《高举总路线红旗，高举高工效红旗高歌猛进》的报告。会议选举出席徐州地区水利建设先进单位代表104名。

1956年至1966年10年间，东海县先后还竣工了一大批中小型水库，如贺庄水库、西连湾水库、竹墩水库、双店官庄水库、代相水库、李埝水库、官前庄水库、黑埠水库、月牙墩水库、北沟水库、邵家水库、北涧水库、场西水库、界埃水库、高埝水库、场东水库、东连湾水库等，这些中小型水库对于拦蓄东海西部丘岭地区的上游来水起了重要作用。

东海县20多年的水利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共开挖土石方3.98亿立方米，筑堤防721公里，开挖16条干支河道，建59座水库，总库容2.6亿立方米，打井1 290眼，农田沟渠15 830条，配套建筑物16 095座，机电排灌装机8万余马力，修防渗渠道146公里，建梯田16.6万亩，治理盐碱地27万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110万亩，建成旱涝保收田81万亩。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东海县夏粮产量35 320吨，秋粮产量72 150吨，油料作物产量19 595吨。

 

 

 

第十二章  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政工作和干部的思想作风等方面提出许多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帮助党整风。但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利用“大鸣”、“大放”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给予坚决反击。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7年6月中旬后，全党整风运动发展成为反右派斗争。9月后，又开始批判“反冒进”，随后又开展了全民整风运动，至1958年6月整风运动宣告结束。

 

第一节 全党整风运动

1957年3月24日，东海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大会，在东海县范围内从党内到党外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及省、地委的有关部署，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有关文件和指示精神。通过学习，党员干部初步懂得了如何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从1957年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进入了推进阶段,在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在1957年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5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自此，整风运动在党内逐步开展起来。东海县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政工作和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一、机关整风

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发布以后，东海县委在夏季农忙季节也挤出宝贵时间，积极为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做好准备。1957年5月16日，东海县委组织科局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召开会议学习文件，明确全党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及这次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和目标，对具体步骤及注意事项都作了部署。东海县委在科局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中传达了省、地委关于这次整风运动的精神，并确定在县直机关内率先开展整风。分批召集教育界、工商界、文化界和党外民主人士等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小组会，广泛征求意见，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检查了各自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倾向。

东海县的整风运动分四个阶段进行，即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和个人学习文件、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东海县委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10人整风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风领导小组由东海县委第一书记刘昭诚任组长。下设整风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县级机关随即开始整风反右学习。东海县直属机关以县委、县人委、政法、财贸四大系统划分四大口，每片分别成立领导小组，明确整风运动负责人。1958年2月，东海县成立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庞夫明任组长的“肃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东海县肃反领导小组和县委审干委员会共同领导全县的整风反右工作。

1957年9月20日，东海县委召开第一批全体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和公勤人员大会。东海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刘昭诚在会上作了整风动员报告，阐明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整风运动的具体内容，强调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为指导思想，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认真深入地检查与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以适应东海县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刘昭诚同志代表东海县委、县整风领导小组明确表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保证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愿意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同时动员大家消除怕打击报复的顾虑，树立正确态度，采取各种形式大胆“鸣”、“放”。

会后，各机关分小组学习讨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发动鸣放，从9月23日下午到24日晨，在不足16小时时间内，就贴出红红绿绿的大字报98张，提出意见145条。小组座谈会提出意见234条。其中，东海县委、县人委仅在23日晚就贴出大字报78张。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但也有极少数人提出了一些带有偏激情绪的错误意见，甚至有极个别人散布了反动言论。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大字报也与日俱增，东海县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计有3 433人投入了这场整风运动，至1957年底共贴大字报31 000余张，大鸣、大放在东海县机关单位迅速地展开了。

二、运动全面推开，掀起大鸣大放热潮

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次整风运动从全党整风发展到全民整风。

1957年10下旬，东海县各个乡和部委办局在县委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整风运动。遵照中共中央3月3日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和省、地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双反”的意见，东海县委讨论研究后，作出了《东海县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指示的意见》，在广大农村普遍掀起“双反”、“双比”运动高潮，通过贯彻生产布局、参观评比、大鸣大放、边反边改边学。发动社员每人最少提10条意见，互相比鸣放数量和质量。

1957年11月，东海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下发了《关于厂矿企业开展全面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东海县上下各个厂矿企业中开展了整风运动。县整风领导小组由庞夫明任组长，宗献瑞、王庆祥任副组长。厂矿企业也各自相应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东海县委要求厂矿企业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把思想作风整好，彻底检查和纠正干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和强迫命令风，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把规章制度整好，严格遵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整好职工思想，健全领导核心，纯洁职工队伍。

东海县的厂矿企业整风运动分为三步进行，1.传达地委整风指示，广泛进行整风动员；2.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提出问题，边整边改；3.大整大改，进行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每一阶段整风的力度都在加大，通过反复的大鸣、大放，直到最后找到可以批判的对象为止。

1957年9月8日，东海县运输公司进行整风动员，11日开始鸣放，贴出大字报112张，提出意见199条。其中思想作风方面82条，生产与管理方面33条，生活福利方面69条，其他方面15条。东海县运输公司在鸣放中，反映生产与管理方面的意见较少，不够深刻，多数职工不太积极。公司领导针对这一情况，耐心地把这次整风整改的意义向大家讲透，并抓住可以马上改的问题立即就改，体现整改的决心，增强了提意见者的信心。公司支部委员会先在党内进行了干部交心会，对公司成立以来在工作、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错误、缺点进行了检查和互相帮助。公司主要领导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认识比较深刻，能够揭开思想、敞开问题，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有的领导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认识比较肤浅，没有触及到思想深处。随着鸣放的深入，有的领导在思想上就感到吃不消了，要求暂不参加鸣放，请假休息，借以逃避整风运动。东海县运输公司还不定期地印发《整风简报》，以推动整风整改运动的开展。

1958年3月1日，东海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动员大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指示，整风运动又增加了“双反”内容。会后，东海县上下迅速掀起揭发批判浪费、保守思想。仅半个月的时间，写出大字报63 858张，超过整风运动初期鸣放大字报数量的25倍。大字报所反应的问题属于浪费方面的42 746张、反“五气[1]”方面的11 143张、保守方面的3 768张、组织机构方面的236张、规章制度方面的320张、建议方面的517张、其他方面的5 128张。这些大字报的意见不仅对浪费、反保守进行了揭发批判，而且对领导干部工作中存在的“五气”和一些歪风邪气也是一次有力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东海县仅26个单位就揭露出浪费金额20.34万元，对帮助领导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打掉干部中不同程度存在着的“五气”等一切不正常的歪风邪气，改进规章制度，转变工作态度和作风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县委召开党代会，运动推向高潮

东海县委为了把整风运动引向深入，1958年1月3日至2月5日，召开了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为期34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有868人，其中代表356人，列席会议512人。会议分为两段进行：前段为党代会的预备会，历时31天，共到会730人，其中乡干部185人，社干部419人，县机关干部126人。会议主要解决整风问题。后段会期3天，为正式党代会，主要解决工农业的生产问题。

在这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东海县委首先诚恳地表示了态度，主动“引火烧身”，动员与会代表给东海县委提意见，但到会的同志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既怕“辩论”、“反右派”，又怕打击报复，不敢鸣放。东海县委再三动员与会同志放下包袱，消除顾虑，积极投入整风的鸣放工作。会议前14天，共贴出大字报4 202张，提意见4 866条，小组座谈会提出意见3 217条，共8 083条。其中，属合作化方面的251条，粮食统购统销方面的544条，对东海县委领导意见1 775条，干部政策、工资福利方面的361条，农民生活，包括工农联盟方面220条，物资供应与物价政策方面243条，政治方面907条，对有关部门及部门负责人方面的1 679条，其他方面的1 426条。

东海县在数十天的鸣放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某些干部的言行，有的属于认识问题，有的属于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中有的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如有少数干部，甚至个别乡的领导骨干在鸣放中就有人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不如单干”，或者是“冒进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党不懂业务，不能领导企业”等，对于这些思想言论，有不少同志提出与其辩论，这就形成了大鸣大放之后必然要出现的大争大辩局面。

在大辩论中，紧紧地围绕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党的领导以及干部政策、工农联盟等方面的大是大非问题为重点，坚持边辩边鸣，边鸣边辩，以理服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期达到问题越辩越深、越辩越明效果。

如合作化问题，有些人在鸣放中说合作化不能增产，没有优越性，大家通过摆合作化后土地、牲口、农具统一使用，充分发挥劳动效率，过去很多事情单干无法办成的事现在办到了等事实进行驳斥。

在粮食问题上，一些人说1954年的统购搞糟了，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和“三定”政策，要求恢复粮食自由市场。多数到会的同志列举东海县1956年重灾年的例子，说在缺粮少吃的情况下，国家从东北运来玉米支援，仍然按七分钱一市斤供应，如不是实行统购统销，粮价还不知涨了多少倍，群众不知要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只有实行统购统销才能保证广大人民有饭吃，杜绝投机商人投机倒把剥削人民。

在干部政策上，有人说有宗派主义，会捧会拍就是好干部，经过辩论，逐步澄清了事实。东海县所提拔的干部90%以上是德才兼备，是好的，提拔干部是党委集体讨论后决定的，有的干部则是经过上级党委批准的。石榴树乡干部在辩论中说：“我们乡共提拔了23名干部，只有2名干部不称职。”在鸣放过程中，也发现个别干部借鸣放之机宣泄私愤的现象。

通过辩论，明辩了是非，消除上下、左右之间的隔阂，增强了党的团结，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在整风“大鸣大放”过程中，有的意见是反映县委某些领导工作作风的。说东海县委执行干部政策“不是任人为贤，而是任人为亲”，执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组织部是“阎王殿”。这些批评意见显然是过激的言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

通过整风，绝大多数干部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为了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很多干部响应东海县的委号召，同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同他们同甘共苦，干群关系一时为之一新，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现象大大地减少了。

四、干部下放

在整风的紧缩编制阶段，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提高工作质量，支援工农业生产，消除人浮于事的现象。1957年10月10日，东海县委关于县机关党政群机构设置，制定了方案，县一级党政群原426人，对编余的48名干部，下放到乡做骨干30人，做一般干部8人，退职7人，休养2人，处理1人。1957年12月19日，东海县委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下放干部的政策，讨论通过了《关于整顿机构、紧缩编制、下放一批干部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根据“统一规划、普遍锻炼、全面安排、逐步下放”的方针，号召东海县部委办局干部要起带头作用，积极到基层去，接触群众、了解群众，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进一步锻炼，批判了右倾情绪。在下放干部会议上，所有科局长都报了名，人人制订了准备当农民的具体计划。紧接着，东海县委召开第一批干部下放单位全体人员动员大会，宣讲干部下放的重大意义，布置各单位制订下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计划。会后即掀起了机关干部下乡当农民的报名热潮，各单位的报名申请下放的干部达到了总人数的90%以上。广大干部为了响应下去当农民的号召，纷纷以大字报、申请书等形式，表达了坚定的决心。在不足10天时间里，就有416名干部报名申请下乡当农民。经整风办公室研究，首批下放122名干部，加上当时办理退职、退休的124人，共有246人离开了干部岗位，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3.73％。在干部因下放大大减少的情况下，各部门的工作不但运转正常，还比以前做得更好了，而且还能抽出一部分时间去搞试验田和办工厂，企业部门业务也比以前办得更好。东海县百货公司经理部原有52人，下放后只有25人，不但完成了工作任务,还提高了服务质量，在经营上扩大了花色品种的供应，做到仓库有货门市有货，满足广大顾客需要。广大群众普遍反映“整风真管用，把干部都整好了，原来落后的人，现在也进步了。”

申请下放的干部心态平和，在下放劳动过程中，他们的工作是认真的。很多干部在下放劳动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下放一周年之际，东海县委对下放干部作了回访，绝大多数下放干部认为下放政策是正确的。下放干部，使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群众一片叫好。

1958年2月7日，江苏省下放干部访问团第八分团8名同志到东海县，8日召开从省、地委下放来东海的44名干部座谈会，访问团张治平（原江苏出版社副社长）代表省委、省人委向全体下放干部致以亲切的慰问，并给大家讲述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指出了干部下放的重大意义和作用，要求他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取得更大胜利。

1958年2月15日至17日，东海县直机关干部掀起上山下乡当农民的高潮，3天时间，自愿报名，写申请书和决心书的人占机关干部总人数的90%以上，县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和供销社等单位报名人数占100%。4月4日，东海县欢迎并接收了来自无锡、镇江两市的121名下放干部（其中女干部23人）来县内农业社和场园落户。1959年1月15日，东海县直机关第二批63名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第二节  开展反右派斗争

一、层层发动，整风运动主题转向反右派斗争

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东海县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善党的领导，多次召开各个阶层的座谈会。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现行政策有意见甚至不满的言论。从1957年6月中旬开始，反右派斗争在东海县展开，很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在全党整风的过程中，大多数党员能正确贯彻中共中央的整风精神，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整风过程中，东海县委积极引导和启发干部群众发言和讨论，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干部作风以及其它存在的问题等等，可以论，可以议，确实得到很多的中肯意见和建议。只是有些比较激进的人在 “大鸣、大放”的过程中，对于党政方面的问题有过过激的言论。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紧接着又发表了题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等3篇社论。从6月中旬开始，东海县整风运动跟风转为反右派斗争。这次反右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夏季才基本结束。

二、斗争升温，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从1957年6月开始，反右之风骤然而起，党内的“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偏离了正确轨道。

1957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7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右派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把反右斗争推向自然科学领域和中小学教职员工身上，推向全国各个领域，反右派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了。

1957年10月，东海县委在县机关中开展整风反右斗争学习。12月，东海县整风反右运动全面展开。1957年12月下旬，东海县委将全县中小学教师、卫生人员2 000多人集中在石榴中学进行整风反右斗争学习，至1958年2月底结束，历时两个多月。

1957年11月2日，东海县委组织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东海县一时草木皆兵，无限上纲的倾向愈演愈烈。东海县委整风办公室于1957年12月17日召开反右派斗争辩论会。1958年1月至2月中旬，利用寒假集中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经过梳理排查，东海县共划定“右派分子”85人，其中文教系统54人，县乡机关31人。在这85名“右派分子”中，“极右”20人，“普右”65人。认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以攻击和反对党的领导为目的，攻击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污蔑“肃反”运动和干部政策，不谈党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妄图推翻人民政权，走资本主义道路。

东海县委经过研究和请示，根据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处理的六条原则，视其情节和认罪态度表现，分别给予组织上的处理。对划定的85人“右派分子”，被劳动教养的10人（其中自谋生路的2人），监督劳动的58人（去牛山果园24人，马陵山果园27人，畜牧场1人，蚕桑场1人，林场1人，农业社1人，自谋生路的3人），留用察看的16人，免予处分的1人。右派分子凡原系党员、团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团籍。至此，东海县反右斗争也宣告结束。

东海县还接收、安置了外地介绍来的“右派分子”11人。多数集中在牛山果园和马陵山果园被监督劳动，也有的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三、反右扩大化的影响及复查改正

反右扩大化的思想根源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估计。反右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干部和群众，把在整风中的一些批评意见无限上纲，定性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致使被整对象申诉无门。

东海县的反右斗争运动在各个中学也同时开展起来。为了加强领导，东海县委在全县5所中学中重新任命了4所公立普通中学的校长，只有1所中学的校长留任。新任校长都是省下放的干部或是抽调的乡党委书记。在教师鸣放的影响下，学生也贴出了不少大字报，表现比较激烈的是房山中学。由于学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存在认识上的反差，就被定成对现实不满，是反动言论。学校对学生通过政治课、座谈会、整团、学习鉴定等方式进行教育。主要教育内容为：1.大是大非及反右斗争问题；2.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明确个人和集体的关系；3.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4.国内外形势教育。在对教师的教育中，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双反双比”运动，开展交心运动，揭发了“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次对学校的整风运动中，有些教师被划成“右派分子”，一些学生也受到了行政处分或团内处分，房山中学还有4名学生受到判刑、开除学籍和留校察看等处分。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毕竟是极少数。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由于当时的领导存在着“左”的指导思想，把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加之，地方少数领导干部听不进批评，以致无限上纲，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性质，结果把帮助党整风，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或对社会主义现实和理论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想法的同志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将之划为“右派分子”，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东海县在被定为“右派”的85人中，许多是对党忠诚的同志，或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受到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

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东海县委成立了“右派分子摘帽子领导小组”办公室，自1959年秋开始至1963年，先后分四批将55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右派”帽子。

1978年秋，东海县委又根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精神，成立了“右派摘帽和改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全县过去已摘帽和当时未摘帽的，进行了复查、复议，最后认定全县当时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所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属于错划，东海县委决定全部给予改正和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原有的工资级别，撤销原开除党籍、团籍和错划右派的决定，并分别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了妥善安置，同时对受株连而下放的家属子女22人也都作了妥善安置。

第三节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全体农民中就合作化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进行大辩论。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提倡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培养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富裕中农，即为相对富裕一点的农民，是想靠自己的双手致富的农民，在“社教”中被斥为资本主义思想而遭到批判。东海县委根据省、地委的具体安排，在全县农村采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法深入批判资本主义思想。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工人群众提意见基础上边整边改，围绕一些重要的问题，组织群众讨论，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缺点，办好企业，促进生产和建设。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东海县全面展开了。

一、教育的中心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这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议题是：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工农关系问题、“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四个方面。

1957年11月13日，东海县委做出了《关于对农村社会主义宣传教育部署意见》，提出了具体要求以及做法。东海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两条道路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富裕中农思想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在思想上的斗争；目的是在大辩论中明辨是非，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揭发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在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整社、整党、整团，改进干部作风，克服工作缺点，以达到纯洁党的队伍，改进党群关系。采取鸣放、整改、辩论、总结等工作方法。

东海县委首先对全县农业合作社进行摸底排队，发现较好的一类社26个，占全县一类社的39.2%；一般的社16个，占全县二类社的18%；较差的三类社4个，占全县三类社的10%。

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第一批选定47个社，占总数23.3%。从1957年9月下旬开始，社教试点工作到10月底结束。东海县委为了搞好农村的社教，成立社教工作组，除抽调县乡161名干部参加外，县委还抽调书记、部长、科局长级干部11人，配合两个乡搞47个社的试点。先进行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第一批试点工作，主要采取工作组帮助社的党支部，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逐级贯彻，逐步扩大积极分子分量，并掌握从安排当前生产入手，白天搞生产，晚上开会宣传。试点社在鸣放方法上分为三种：1.一直放到底，干部层层进行辩论，采取这种方法的有15个社，鸣放一般比较彻底；2.层层鸣放，层层辩论，采取这种方法的有30个社；3.先下面教育，后鸣放，采取这种方法的有2个社。

开展大辩论的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大胆放、坚决放、彻底放，在鸣放前做一些必要的调查研究，解除干部和群众心中的顾虑，干部怕整到自己头上，怕放后不好收拾；群众怕打击报复，或提了意见也没用，还有怕政策变。山左口乡一党委书记说：“怕放不出来，又怕放过火，前怕狼后怕虎。”一般社的试点作法是具体排好四个队：言论队、对象队、事实队、干群思想队。先研究出辩论的材料、大辩论的方法。普遍采取了先在骨干积极分子中辩论，再到贫下中农中辩论，然后再开展全民性的大辩论，领导上下决心，反复教育干部、群众解除顾虑，大胆鸣放。石里社排队发现，有34人心里话未放出来，经过积极分子包干采取“送上门、跟下湖[2]”的办法，使20个人放了出来，说出了真心话。鸣放时要求干部要沉住气，硬着头皮听，不解释、不辩论，一直放透。辩论前先要练好“兵”，扩大巩固正面队伍，一般都把成分好、政治态度好、工作好的积极分子带头进行辩论。在鸣放过程中，一般是老骨干带积极分子，进一步通过言论鸣放，对象排队，确定对象，考查其成分思想，鸣放前后的表现，进行教育。开展大辩论是围绕粮食、合作社为中心，有计划有目的就放出的问题进行辩论。据40个社排队，鸣放彻底的有17个社，一般的有18个社，较差的有5个社。成年人参加鸣放的占70%以上。如条河、树墩、金墩、七埝、兴贤等5个社共有2 290户9 525人，其中18岁以上的成年人4 945人，参加鸣放的有4 116人,占83%。最好的是条河社参加鸣放的占95%。通过鸣放反映上来的主要有三类言论，大部分是正确的；部分属误解和错误的；少数属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反动的。据8个社抽查显示，共放出意见8 831条，正确的占60.5%，误解的占23%，消极反动的占16.5%。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农民反应上来的言论主要有：“三定口粮标准低，不够吃，饿肚子，生产没有劲”，“统购粮食都叫政府弄去了，买卖不自由了”，“统销粗粮多，带壳的粮一斤顶一斤，农民吃亏，买粮站队受挤”等。许多人主张“要增加农民口粮”，“要恢复自由市场，自由买卖”，“增产不应多购”。白塔乡一干部说：“不增加农民口粮，合作社就不能巩固”。

关于合作社反应出来的意见多是：“合作社搞糟了，粮食比过去少了”，“合作社一年不如一年，再合作二年就得要饭了”。有人主张包产到户，增加自留田。

工农关系等方面的主要意见有：“工人钱多生活好，农民生活苦”。七里桥社一转业军人说：“农村妇女找对象都愿找军官和工人，农民连媳妇都找不到了。”蔡塘社一共产党员说：“那时一村不过养两个保长，现在得养十几个干部，我看县政府只需留三、四人，留多了吃冤枉粮。”

诸如此类的意见很多，虽然有些言论显得尖刻了一点，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弊端。通过鸣放，层层辩论，明辨了是非，一般社社会主义教育是成功的。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合作社更加巩固了，干部作风有显著转变。牛山乡和堂社是个三类社，全社356户，1957年春有10户闹退社，有200多户在动摇，出勤率只占30%。生产队长以上干部36人，消极不干活的有20人。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后，闹退社的表示不退了，而且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动摇的稳定了下来，干部工作积极了，社员劳动出勤率达到70%以上。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及其成果

这次大规模的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利用农闲或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社教的中心议题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变化的对比。

东海县委在47个农业社中开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后，要求其余的乡社抓紧推开，务必于1957年12月中旬结束。东海县的社教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白天搞生产，晚间才开会宣传。在鸣辩方法上仍是三种：1.一直放到底，干部层层进行辩论；2.层层鸣放，层层辩论；3.先下面教育后鸣放。根据社的大小，鸣放会议一般安排15～20人参加。老骨干带积极分子，有时在社里召开几个人的小型座谈会。

在鸣放阶段，不断进行排队，掌握群众的思想变化，鸣放的中心议题严格掌握在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和冬季生产问题上。把群众提出的正确意见，尽快提请群众大会研究予以解决。

在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从变工队[3]、搭犋组[4]到初级社、高级社，所有制关系和劳动关系变动频繁，很多农民适应不了形势的发展和要求。一些干部的素质也很难适应集体化生产管理的要求，特别是工作作风粗暴，引起社员的不少反感。一些农户对于放弃土地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对于以社为单位统一分配，在思想深处还是存在一些抵触情绪和不理解的无奈。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的冲击下，很多农户是随大溜入社的。

通过大鸣大放，很多社员说出了心里话，大部分群众能积极地对社内经营管理和干部工作作风，特别对合作化、粮食问题提出许多意见，通过大争大辩，回忆、对比，社员们看到了合作化、统购统销的优越性及“三定”口粮的合理性。

通过以上方法，一般社的辩论是成功的，坚定了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想退社的，不退社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

至1957年11月下旬，东海县的整社和社教工作基本结束。通过整风整社，干部管理水平有了提高，粮食总产量有了增长，干群关系得到改善，高级社得以巩固。

 

 

第十三章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各地也纷纷提出农业的“大跃进”目标，要求全国采取措施狠挖农业生产潜力，提倡密植，放高产“卫星”。确定了一系列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在“大跃进”高潮中，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同时开始，农业社由小社并大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兵学商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方针。自此，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规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总路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八年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普遍愿望。总路线的提出，使全国人民深受鼓舞。

第一节  “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与展开

一、农业生产“大跃进”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形成了高潮。全国各个党政机关都拟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宏伟规划，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中共中央公开宣布1958年钢的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指出，我国面临着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提出了要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规定以后不得再提反冒进口号。此后，各地报刊连续宣传粮食高产“卫星”，到秋季，小麦亩产最高的报为4 298公斤，稻谷亩产最高的报为65 218公斤。这场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打破常规、打破常识、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潮。

“大跃进”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所以这一论点一提出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之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并迅速掀起高潮。

1958年1月23日，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大跃进”，东海县石榴乡向全县各乡发出了挑战书，他们的奋斗指标是：争取亩产155公斤，总产达到1 000万公斤以上。2月1日，东海县浦南乡太平社、石埠乡大礼社等21个单位，以及白塔乡先进社模范技术员王强广、石榴乡石榴树社模范生产队长赵家山等8位同志，光荣地出席了江苏省第二次高额丰产先进代表大会。2月2日，“报喜万人大会”在东海县机关驻地牛山召开，全县32个先进生产单位向中共东海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报告他们在开展三大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和1958年增产计划措施，受到东海县委的奖励。

1958年2月12日，东海县出席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代表大会的代表向全县发出倡议书，提出“苦干一年到三年，提前七年到九年，实现亩产250到400公斤”的奋斗目标。2月26日，东海县委、县人委成立春节慰问参观总团，各乡成立分团，于春节期间分别举行慰问参观活动。这一活动鼓舞全县人民的生产斗志，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1958年2月25日，东海县委召开稻改乡、社、生产队干部会议，到会245人，时间三天。会议首先听取了秦宝瑞副书记《关于东海县1957年在不同地区试种水稻的经验总结报告》。东海县1957年试种的水稻，其中山区62亩，亩产获176公斤；平原地区46亩，亩产202公斤（最高产375公斤）；盐碱地区5亩，亩产260公斤。会议分析了东海县实行大面积稻改的有利条件，到会同志进行了热烈讨论，并纷纷表示决心，争取在1958年的“稻改”工作上打一个漂亮仗。

1958年5月24日至26日，东海县在县城牛山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267人。会议宣传贯彻总路线精神，发动“大跃进”运动。县长朱群作了《贯彻总路线，掀起东海县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指示精神，全面宣传和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总路线精神，制订了东海县“大跃进”计划。自此，在东海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宣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的宣传热潮。在宣传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式同时启动，在人所能到的地方，都能听到、看到总路线的宣传，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东海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届人民委员会一年来政府工作报告、法院工作报告、1957年财政决算和1958年财政预算报告。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关于东海县实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计划的决议》。会议号召东海县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迅速掀起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热潮。

1958年东海县农业“旱改水”18万亩。为了加强技术指导，东海县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网，东海县委第一书记刘昭诚兼任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各乡社也相应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分站，由乡党委书记、社支部书记兼任分站长。1958年3月16日至18日，东海县委在“稻改”重点乡——临洪乡召开各乡党委书记会议，学习水稻育秧技术。

1958年8月24日至27日，东海县委召开5 000余人参加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又称摆擂打擂誓师大会。东海县选出5万名积极分子。东海县城到处张灯结彩，大街装上“跃进”、“幸福”4个翠松礼门。丰收喜报牌扎上红绸子。大会现场摆开八字型14个擂台，其中农业7个、工业5个、文教卫生2个。会场上横幅写着：“能摆擂台是英雄，敢打擂台是好汉”、“比干劲气壮山河，登擂台与天比高。”参加摆擂打擂有24个乡261个社，登台的打擂有21个乡、社，摆擂、打擂会上尽是说一些浮夸的大话。树墩乡花生亩产卫星2 250公斤。大放乡黄泥顶社玉米亩产放卫星1 500公斤。誓师大会开了东海浮夸风的先河。会议期间，徐州地委刘书记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县直各科局、各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都送了贺信。

摆擂、打擂誓师大会结束后,各乡也相继召开了2 000余人参加的积极分子大会，东海县逐渐开始狂热起来。首先表现在思想上，鼓吹“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们日常走路都要呈小跑状态。高产擂台，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开始时，人们还有点拘泥保守，不敢过高浮夸，逐渐看到全国及周边的地、县的农业产量也是一样吹出来时，心里也就坦然了，跟着浮夸，后来，东海县的山芋、水稻产量夸到亩产万斤。山左口公社一位干部说：“要叫一棵山芋长千斤，从马陵山东蔓到马陵山西。”要多收就要多种，盲目密植，小麦播种20公斤，平明公社卓王大队车沟西队一队长表示想不通，说小麦种这么密恐怕只长“狗毛子”，让社干部知道后，就在田头开现场会，责令这名队长跪在碗碴上接受批斗。到处制造小轨车，把板门、木床、桌凳等上好的家具都拆了，弄成小轨道、小轨车，一部分用于大炼钢铁，一部分村里用于送肥下地。农田里熟土掘起二尺，还把一些老墙头推倒送下地肥田。还有在田里支起小窑，点柴火把生土烧成“熟土”。在扒河、送肥时兴起“插红旗、拔白旗”活动，走在后头的就得插白旗，按倒就批斗。结婚也不得休假。深翻大军白天黑夜奋战在田头，80岁老太太也上工地照看孩子。

东海县农业”大跃进”中非常注重积肥工作。1958年7月7日，《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东海县驼峰乡在夏季积肥运动中取得的惊人成绩和先进经验，同时还发表了题为《思想解放奇迹来》的评论员文章。此后，一个“学驼峰、赶驼峰，超驼峰”的群众运动在全县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东海县委召开积肥竞赛广播大会，县委副书记秦宝瑞在广播大会上发出号召：“全党全民总动员，大搞全民性积肥、造肥运动。石榴树公社党委一副书记在广播大会上摆下擂台，决心奋战60天，积肥13亿公斤。并以此向东海县各兄弟公社开展积肥、造肥竞赛。石榴树公社提出的口号是“踢破地球冲破天，搞的肥料堆如山。千军万马齐出动，四面八方找肥源。麦子追肥加两遍，春田上肥六百担。”

1958年7月，东海县委、县人委“敢死队”全体队员，大搞小麦“卫星田”，他们的口号是“大鼓破天干劲，宁愿少活十年，坚决搞好‘卫星田’。” 亩产保证五万斤，力争六万斤。措施是：1.深翻土地六至八尺，生土换熟土，畦田化。2.施肥几尺深，普遍熏土二尺深，分期追肥（包括饼肥、粪肥、化肥）六次。3.保证做到五灌。4.精选“碧玛一号”麦种，做到密植，每亩下种30公斤，行距一寸五分。5.防止病虫害，播前土壤消毒，生长期间普遍防治两次。6.做好防霜防冻工作。

黄川公社大搞积肥和三麦田间管理运动，力争实现三麦亩产双千斤，决心超陈墩，夺取东海县三麦冠军，并向东海县各公社开展友谊竞赛。石榴、安峰、房山、平明、苘湖、包庄、白塔等公社纷纷应战，决心与黄川公社比高低。石榴公社提出了“立大志，下决心，夺取东海县三麦冠军；超过黄川，赛胜陈墩。”的口号和“亩产二千二百斤，争取三千斤。”的奋斗指标。

在“大跃进”时期，人们的思想是疯狂的，闹出不少笑话，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如东海县最高峰、千古名山——羽山，山上原有一眼殛鲧泉，有面盆大，常年不涸。古书上说鲧死后变成三条腿的鳖，住在这个泉中，所以每遇阴雨天气，泉水便腥不可闻。遗憾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李堰公社要引羽山的水灌溉农田，生产助理派人用炸药轰炸，由于地质构造被破坏，再也没有泉水流出来了，自然就谈不上能引泉浇地了。

1958年7月24日，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动员全县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夺取秋熟大丰收，确保全县粮食产量10亿至13亿斤，工业生产、科学文教事业也突飞猛进向前发展，东海县委、县人委决定组织万人生产检查促进团，将东海县24个乡划分为7片，设立7个分团，从7月26日至29日，对东海县农业、工业、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大兵团作战”的需要，1958年9月27日，东海县开展全民皆兵运动，仅4天时间，东海县就有159 634人参加了民兵，其中基干民兵80 257人，普通民兵79 377人，民兵数量占东海县总人口的30%，共编18个团182个营，1 415个连，4 470个班。同年，将黄川、驼峰、石榴、浦南、牛山、城头、双店、青湖、山左口等9个公社和马陵山果园的民兵组织组建为1个武装基干团，编入基干民兵2 471人。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和《民兵工作条例》，结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民兵建设。

1958年10月22日，东海团县委在石榴公社大礼堂召开第二次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会229人。东海团县委书记来凤桂作前段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东海县委组织部长单哲民代表东海县委到会讲话。大会还选举了6位出席江苏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号召广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农业生产“大跃进”贡献力量。

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决定1958年要生产钢1 070万吨。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大炼钢铁”、“钢铁运动应从小到大，以土到洋，土洋并举、大中小结合”等方针政策，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

江苏省委指示：“三个元帅，两先行，突出带动全面工作”。徐州地委分配给东海县炼钢的任务是365吨，生铁的任务是1 420吨。

1958年8月27日，东海县委召开乡党委书记会议，东海县委副书记庞夫明传达了徐州地委钢铁会议精神，对东海县钢铁生产作了部署。会议对冶炼任务、劳力调配、时间安排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并确定下半年炼铁任务为8 964吨，建炉1 516个（258立方米），开采铁矿25万吨，争取49万吨。成立由东海县委副书记庞夫明担任总指挥、第一书记刘昭诚任政委、副县长和工业部长等担任副总指挥的东海县钢铁兵团指挥部。钢铁兵团指挥部下设冶金办公室，有宣传、技术、材料和物资供应处等机构。9月9日，钢铁兵团指挥部全体领导干部，陆续搬到工地办公，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11月9日，东海县委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东海县钢铁工地委员会”。1958年8月底，东海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炼钢运动，仅用3天时间的紧急动员就支起炼钢炉1 250多个，训练技术人员400多人。抽调机关干部300名、农村干部、社员5 000多人，加上县直各单位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钢铁大军。各个部门都建起炼钢土炉，集中在县城（现在的钢铁路）开始大炼钢铁。炼钢大军按军事编制以乡为单位成立战斗营，由各乡第一书记亲自指挥，下设连、排、班、组，直接参加人员有1万多人，收集材料的有近3万人。采取生产军事化、战斗化，分工专业化，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高度统一指挥。1958年10月底，为了运送大炼钢铁所需的石墨，东海县委组织千余人连夜抢修一条50多华里的由牛山通往山左口的道路，当地驻军支援6辆卡车帮助运输石墨。

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支援”钢铁元帅升帐”。东海县农村家家户户砸铁锅、砸鏊子、砸犁铧、砸镵头，凡是含铁的物件都要无偿献出，送往工地，用来炼钢。为了解决炼钢原料的不足，一方面从南京调来680吨铁矿石。另一方面，东海县委还组织1万多人在石梁河瓜安岭开采铁矿石，房山尹兰云妇女开矿队就是当时的学习标兵。为了炼钢这一中心任务，县城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课。从儿童到老人，全力以赴参加大炼钢铁，昼夜不息。白塔姑娘包兰吉来工地后，未婚夫提出要结婚，她说：“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家。”牛山营50多岁的孙考诗被锤不慎砸倒，别人劝他休息治疗，他忍着疼痛说：“不要管我，你们赶快去出铁吧！”桃林指挥员在工地上七天七夜未合眼，处理各种技术问题。

东海县在“超铜山、赶徐州，夺取全区炼钢冠军”的口号下，全民动手，领导挂帅，专人负责，专业队伍，专业技术，将大炼钢铁运动推向高潮。千炉点火，万人战斗，户户支援，处处冒烟。同时发出了“头可断，血可流，不完成钢铁任务不罢休”的豪言壮语。开展红旗竞赛，人人力争上游。炼钢工地不分昼夜，机器轰鸣，灯火通明，炉火熊熊，烟雾滚滚。炼焦、焙烧连成一片火海。路上送料的汽车、马车、牛车、小板车、独轮车川流不息，不时夹杂着喇叭、锣鼓和锤击声，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

为了把炼钢运动推向高潮，徐州地委在全地区开展高额丰产周运动。东海县在10月25日至31日，开展“钢铁生产高产周”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战斗，东海县共产粗钢424.8吨，生产生铁1 480吨。双店营创造万斤高产炉，牛山营突破日产双万斤，放出高产“卫星”。东海县委大院，即使在夜间也常常会响起出铁的报喜鞭炮声。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一些学校也在操场上建起了炼钢炉，老师和同学自己动手，明确分工，操作、运煤、运矿石材料，白天黑夜连续作战，食堂也是24小时免费敞开供应伙食。就是半夜也能吃上山芋稀饭，十天半月还能吃上顿鱼肉。在炼钢燃料不足的情况下，各地还砍了不少古树，甚至拆了民房、寺庙和祠堂，木棒、桁条、木床、桌子、橱子等集中起来搞小火车轨道，方便工地运料。

东海县这场炼钢运动从1958年8月底至12月底，历经4个多月，共建土法炼钢炉1 321座，容积66立方米，生产糙钢424.8吨，完成徐州地委分配任务（365吨）的2倍以上。建造大、小土高炉401座，容积247立方米，其中0.25立方米小土炉245座，0.28立方米小土炉50个，0.5立方米小土炉12座，1.0立方米高炉62座，3.0立方米高炉33座，6.0立方米高炉1座，8.0立方米高炉2座，13立方米高炉1座，共产生铁1486吨，超额完成徐州地委分配的各项任务。

东海县大炼钢铁运动共耗煤6 000多吨，矿石1 500多吨，经费开支120多万元。

东海县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中，火线入党的有63人，炉前入团的有70人，受物资奖励的有67人，上光荣榜的有71人，受表扬的100多人。

这场规模浩大的全民性炼钢运动，不计成本，不讲科学，炼出的钢铁质量低劣，有的灰口铁炼成了白口铁，有的形如豆腐渣，根本没有价值。

1959年夏，东海县冶金办公室将运动后所余的资金和器材全部移交给县炼铁厂。至此，这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炼钢铁运动结束。

三、兴起大办工业热潮

东海县历来是一个农业县，工业企业绝大多数是1958年根据毛泽东同志“工业六十条”指示精神，在工业”大跃进”中开办起来的，东海县委在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通过多次酝酿和研究， 7月11日至14日，东海县委召开工业跃进誓师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各乡、社负责工业的领导干部和各厂、矿、社、组负责人，计1 200余人。会议号召全党动手，全民发动，大兴地方工业。东海县下半年计划办厂矿6 635个，产值达1.5亿。开采铁石保证15万吨，争取20万吨。从这次工业跃进誓师大会之后，东海县范围内掀起了县、乡、社层层办工业的高潮。先后兴办了杂粮加工厂、水泥厂、农机厂、砖瓦厂、蛭石厂、印刷厂、玻璃厂、绢织厂、麻袋厂、木工厂、铁工厂、炼铁厂、机械厂、酒厂、糖厂、面粉厂、酱油厂、植物油厂、云母矿加工厂、水晶加工厂、建筑公司等一批工业企业。累计职工2 520人。“大跃进”期间，土化肥、土农药、土水泥厂在东海县各公社遍地开花。县办、乡办、社办工业也纷纷上马，据1958年统计，东海县有各种类型工厂9 635个，参加工业生产人数21 695人。在规模上，10人以下的工厂有9 274个，20～50人的工厂有330 个，50～100人的工厂有13个，100～200人的工厂有14个，300人以上的工厂有4个。

从产品上来看，除县办、乡办的铁木工厂生产一些农具和生活用具外，采矿业能挖掘一些矿产，如石英、水晶、蛭石、云母等，其它厂一般都没有什么正规产品，如有的乡、社办的化肥厂就是在农田里把土块砌成小土窑，用火烧后将被烧的土块烧黑就叫化肥了；农药厂就是找几口大缸，把臭椿树叶子等放在水里浸泡一定时间，就称为农药了；钢珠和轴承就是把圆钢截成豆粒大，用铁锤砸成圆状，便是钢珠，将铁皮砸成一大一小两个圈，再把钢珠放进去，就是所谓的轴承。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做法不胜枚举，所以这些厂也就像一阵风很快关闭停产。

四、文教事业“大跃进”

1958年7月6日至7日，东海县委召开文化、宣传干部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各乡、社宣传委员、中学教师、文化馆、站负责人共600多人，会议号召东海县人民解放思想开展文教带来”大跃进”。自农业合作化以后，东海县所有农业社都建立俱乐部。农业社的俱乐部属民间组织，社长多是从文化馆中或从教师中抽调出来担任的，俱乐部积极配合农村的基层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工作成绩较为突出的俱乐部有牛山乡蔡塘俱乐部、驼峰乡早塘俱乐部、石榴乡东石榴俱乐部、临洪乡大尧俱乐部、李埝乡农建俱乐部、平明乡平明俱乐部、石湖乡石湖俱乐部、洪庄乡洪庄俱乐部、麦坡乡爱国俱乐部、苘湖乡丰墩俱乐部、陈集乡三河俱乐部、临洪乡黎明社大喜俱乐部等，他们都能围绕乡社的中心工作，能演出六七个文娱宣传节目，宣传政策，推动生产，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满足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有的俱乐部还成立读报组，利用《徐州日报》、《东海报》和自编自导的节目等宣传媒介和材料，活跃在田头、场头、会场、水利工地等各种场合向群众宣传；不少俱乐部还办起了土广播站，表扬好人好事，宣传爱社如家；讲解生产经验，提高生产质量；传播社内消息，揭穿社会谣传；转达各种通知，减少会议次数，增加生产时间。各乡俱乐部普遍采用黑板报、大字报、说快板、唱小调、讲故事、猜谜语以及举办展览、晚会、讲座、演戏等形式，开展有效的文娱宣传活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获得良好的效果。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规定教育事业的“大跃进”目标：全国用3至5年时间，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都有中学；用15年左右时间基本上普及高等教育。施行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两种教育制度。

1958年7月，东海县中学、东海县师范学校在牛山建立；9月，东海县牛山初级园艺学校、马陵山初级园艺学校、东海县初级畜牧学校、东海县初级蚕桑学校，东海县初级林业学校、东海县初级农业机械学校先后建立；1958年度，东海县兴办农业中学17所，36个班；村村先后办起了幼儿园（班）172个，农村幼儿园大部是借用民房，设备简陋；保教人员缺乏幼教工作的知识和经验，素质较差。办园（班）不稳定，多属季节性的，在农忙时帮助看孩子。

为了搞好总路线、“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宣传和教育，东海县各中学（含农业中学），把党的八大文件油印成政治教材，并结合实际思想情况进行座谈讨论。东海县中学具体制订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计划；东海县师范学校根据专业学校的特点提出了专业思想教育问题，提倡学生自由读报，每天坚持20～30分钟的集体读报时间。有些学校还定期给学生作形势报告。各学校对劳动项目和劳动时间进行具体安排，高中每周8小时，初中每周6小时。有的学校还办起了校办工厂，如印刷厂、胶水厂，还养猪、养鱼、种菜等，利用假期支农，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59年暑假期间，东海县各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共薅割青草88万多公斤，其中苘湖学校就达15万公斤。石榴树初中部学生种植的10亩大白菜就收获7万多公斤，其中最高亩产据报称达1万公斤。

在“大跃进”运动中，东海县的扫盲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全县5万多名文盲、半文盲参加了扫盲学习。识字课本人手1册，学员自学、互学、共学、包教包学蔚然成风。1958年8月10日，徐州地委给东海县发来慰问电，祝贺东海县取得了基本扫除文盲的胜利，希望再接再厉，继续向文化科学进军，以进一步为生产”大跃进”服务。1958年9月16日至17日，东海县委召开扫盲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到会的先进单位代表、扫盲积极分子和扫盲辅导员362人。大会表彰奖励了浦南、房山、横沟3个先进乡、17个先进社和351名扫盲积极分子。牛山镇西蔡塘社作为东海县第一个无文盲社，受到了大会的重点奖励。

1958年6月1日，东海县体委、文教局、团委联合举行“东海县中学生第一届田径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公办、民办9所中学和1个初中补习班，共257名运动员。这次运动会有8名运动员在手榴弹、跳高等四项赛事中，达到少年级运动员标准，30多名成绩接近少年和三级运动员标准。石榴、房山、白塔3所中学获得总分前三名。

1958年6月29日，东海县举行第一届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参加这次运动会的运动员有210人，有10名运动员成绩达到少年级运动员标准，双店、平明、苘湖三个乡分别获得总分前三名。

1958年12月9日，东海县委召开宣传、文教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场园、镇党委宣传委员、乡校校长、扫盲辅导员、中小学校长、各农业中学、职业中学负责人、文化馆站干部、县直各单位负责人230多人。会议主要解决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及江苏省宣传教育会议精神问题，会议还总结一年来东海县文教工作成绩，制定了1959年文教工作跃进规划。

五、除“四害”运动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东海县的除“四害”运动开展比较早。1958年1月22日，东海县委就在全县开展了“人人动手除‘四害’，家家户户讲卫生”运动。在东海县委的统一布署下，东海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各乡社都成立了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除“四害”突击队，各个生产队成立除“四害”小组，东海县有3万人投入了除“四害”战斗，共捕得老鼠、麻雀66 000多只。其中大放乡除鼠7 720只，桃林乡苏玉山一人捕鼠75只。李埝捕得麻雀2 400只，树墩乡王加庆用土枪打麻雀2 400只，有一枪打死24只的纪录。房山乡将星期日定为大扫除日。

1958年2月7日，东海县人委召开各乡、社除“四害”能手经验交流会。会上112名能手相互交流了除“四害”经验，并相互开展了挑、应战活动。宗献瑞副县长传达了东海县人委决定：从2月8日至15日，在东海县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大搞一次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突击周运动，不让“四害”过春节。3月30日，东海县又一次掀起爱国卫生突击日运动，向“四害”发起总攻。要求东海县在同一天，通过卫生大扫除，每户积土杂肥一方。4月27日，东海县组织28万大军围剿麻雀，共消灭麻雀20 384只，堵雀巢24 892个。1959年1月31日，东海县又在全县开展一场捕杀麻雀总体战，共捕杀麻雀3 825公斤。

 

第二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由农业小社并大社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办好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社会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从1958年9月份起，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

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

1958年8月24日，东海县委把全县27个乡合并为17个乡，在并乡的同时，也对一些村庄的行政归属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1958年9月3日，东海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到会700多人，历时5天。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讨论如何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和下年度五一节前全县实现水利化、电气化问题。这次会议的召开，拉开了东海县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大幕。

1958年9月15日，东海县原有的322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16个人民公社，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公社以地名指示，生产大队也多以地名指示，生产队多以数字序号指示。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乡社合一的体制，乡党委即社党委、乡人委即社管理委员会。

生产大队以原高级社为基础进行调整。公社成立初期划为160个生产大队，1 390个生产队。大队一般在1 000户左右，最大的1 700户，最小的600户。1959年重新划分为255个生产大队，1962年调整为375个大队，2 984个生产队。

东海县农村原有的322个高级农业社，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以社为单位的，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中，明显出现农业社的规模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矛盾。小社许多事情没有能力举办，限制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小的高级农业社已经成为“大跃进”的绊脚石。当《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传达后，东海县广大农民群众看到了大社的好处，马上行动起来，纷纷愿意并社。但是，在并社前，也存在着一些争论，主要有两点，一是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农业耕作还是传统的牛拉犁，并社不并社没有必要；二是社与社的贫富问题，贫的想并社，富的不情愿。在干部中，也存在大社不好管理的思想。通过学习中共中央的并社指示，广泛宣传大社的优越性，结合社会主义教育，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群众，很快地统一了干部群众的认识，全县顺利地完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并社工作。

1958年9月25日，东海县委颁发《东海县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简称“九章十五条”）。人民公社成立时，各个公社的规模有大有小，户数在数千户至1万户的不等，最大的桃林公社有12 675户，最小的只有4 004户。

人民公社建立后，大办食堂、大搞水利工程、大搞土地深翻、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等运动接踵而至，致使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产生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即一平均主义、二无偿调拨物资），1958年随着大办人民公社，出现 “一平二调”高潮，干活出现大兵团作战。晚上点灯耩地，甚至不知哪块地是本队的。平明公社陈墩大队过分强调密植，麦子下种50多公斤。劳动力乱调，粮食也乱调，都说人民公社一家子了，连收条也不打。满田山芋、黄豆成熟了不收，却把劳动力拉去上河工。山芋烂在地里没人管，丢在路上没人捡。蔷薇河工地上，还有用山芋垒码头的，用山芋当草烧的，用胡萝卜铺路的。浪费惊人，老百姓心疼。

1959年旧帐未算，1960年又发生新的“一平二调”。公社、大队、机关、厂矿、企业、学校都可以随意无偿或少偿乱调大队、生产队的土地、耕畜、猪羊、劳力、农具和房屋等等，还有大批树苗、木棒和柴草。黄川公社要建畜牧场，占用大队优质粮田400亩，调用生产队砖头、石头、木棒、柴草、劳力计值8 079元。建圈后，又调生产队小牛28头、驴5头、羊28只、猪116头，计折价5 200元，建一个小畜牧场就“一平二调”达13 279元，当时只付1 487元，可算是白手起家。

“一平二调”行不通时，一些基层干部就扛着发展社有经济的招牌，强行平调。调张桥大队5头小牛，有3头是硬牵走的，还有1头是大队会计从牛栏上牵走的。调桃李大队150棵木棒盖猪圈，大队支书想少给30棵，一位副社长说：把树砍光了也要给齐。因而大砍其树。这位副社长看好夹河大队有2头好种猪，接连打了三次电话要，大队不同意，最后以“借”为名调走了。调曹庄大队鱼网，支书派人将鱼网藏起来不给。被发现后，连网带人给一起“调”走了。青湖小学以“借”为名调3个生产队9头母猪，一个月死了5头，剩有4头也是骨瘦如柴，干脆卖掉，把钱花了。桃林公社建畜牧场，全部调用大队劳力、畜力，既不管牛吃、人吃，又不发工钱。七埝大队200棵苹果树也被拔去栽了。山左口公社白石头、吴庄两大队无偿“调”给团林花生种子1万公斤。群众反映：好肉公社吃，骨头我们啃不着。这样结果，严重影响生产队积极性。1958年初，东海县有大牲畜45 000头，1960年春统计只有40 900头。黄川公社临洪大队第4生产队7头母牛，下了8个崽子，未满月就给“调”走7头。城头公社曲阳大队第9生产队29头牛死了14头，7辆大车损坏6辆，也无人问事。一些生产队干脆将耕牛牵到野外，不要了。很多土地被荒芜了，张村说是李村的，李村说是张村的。过去植树模范，现在也不愿栽树了。村村户户的墙上，到处是醒目的标语口号：“大办公共食堂”、“公共小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

1960年2月23日，东海县委贯彻徐州地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精神，按地委提出的“粮千斤，钱百元，跨淮河，赶江南”战斗口号，在房山公社进行赶江南宣传试点工作；3月5日，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成立；3月15日，东海县委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春播誓师大会，出席会议2 800余人。会议分析研究了春季生产形势，具体解决玉米播种操作规模和质量等问题。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

人民公社建立后，在生产上发挥了集体力量的优势。1958年秋，东海县组织15万人的“秋播兵团”，在田头地边安营扎寨，大搞土地深翻、突击播种，当年秋播在速度上比公社成立前加快了一倍。

人民公社初建时，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全公社所有的劳动力、土地、耕畜、农机具、林木、水利设施、工厂、房屋等生产资料属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调度和分配。1959年3月整社时，核算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实施后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土地、劳力、耕畜、农具等固定到生产队。1962年2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全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人民公社建立后，在改进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实行“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二奖”（超产奖、节约奖）、“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五到田”（作物、产量指标、措施、责任、检查评比）。劳动者实行“评工记分、以分付酬”的报酬计算制度，这种评工计分制度逐渐出现了“磨洋工、熬太阳”的弊端。出现了“上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现象，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1958年，东海县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社员自留地被一律收回。1960年后，各公社按总耕地面积5～7％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1962年，东海县社员自留地90 457亩，1963年增加至109 008亩，是社员自留地最多的一个年份。以后的逐年调整，到1965年下降至77 295亩。

1958年11月上旬，东海县委组织一支由2 600多名县、社、队干部组成的“庆祝丰收慰问团”，下设10个分团，深入各社队，向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庆祝和慰问，鼓励他们发扬成绩，继续战斗，争取跃进再跃进，为彻底改变东海县贫困面貌作出更大的贡献。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表示要鼓足干劲，把各项事业推向新的高潮。这次慰问活动也进一步融洽了干群关系。

1959年11月20日，东海县委在白塔公社召开1 500余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深翻土地现场会。又组织生产队长以上2 000人到赣榆县参观取经。东海县委提出“单产赶赣榆，总产追邳县，东海变粮仓”口号，计划深翻土地50万亩。会后，东海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运动，参加深翻土地的达6万多人，春田深翻1市尺以上。12月20日前，已深翻35.9万亩。其中，25万亩春山芋全筑垅深翻，统一规格：沟底宽3.2尺，先用犁扶起沟子，沟与沟之间深翻1.4尺宽，深1尺以上。待雨雪冻后，开春再破假沟为真沟，沟底变沟畦，从沟底到沟顶深2.5尺。开展“万斤山芋运动”，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有主要领导主抓这一工作，名单向全县公布，并规定“专管山芋的干部，不经过县委批准，不得变动工作。”每个山芋专管干部都立下“一年成专家”的誓言。东海县实行大兵团作战，田头搭工棚，开食堂，铁木匠，理发铺也搬到田头。书记带头，动手搞样板，树标兵，轰轰烈烈。当时正值隆冬季节，男男女女齐上阵，头顶霜，脚踩雪。“西北风刮掉帽子，刮不掉干劲；天再冷，冻不了决心”，人们豪情满怀，精神抖擞。平明公社在陈墩大队摆深翻擂台比武，平均工效6分多地。卓王大队一名大队长一天深挖一亩三，事迹上了《东海报》，留下“一亩三”的绰号。12月27日，东海县召开“开展1960年万斤山芋运动”的誓师大会，提出“立大志，树雄心，赶赣榆，超宿迁，誓夺全省山芋冠军”的口号。

一年山芋半年粮，人们在经历饥荒后，更加体会到山芋对于肚子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山芋一直被视为“保命粮”，山芋种子更是当做宝贝来保管。1959年10月3日，东海县委召开山芋冬季窖藏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农业社的技术员，各区技术推广站负责人列席了会议。石榴公社西石榴树大队第5生产队山芋保管员戴润彩，1960年1月7日，当晚间山芋贮藏窑发生火灾时，她毅然与烈火搏斗，忍受严重烧伤，保全了14 000公斤的山芋种子。《徐州大众》报为戴润彩的英雄事迹发表评论，题为《崇高的品质，光辉的榜样》，号召人民向戴润彩学习。《江苏青年报》发表社论，题为《当前团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号召全省共青团组织，开展学习学习戴润彩的活动。《新华日报》为戴润彩的英雄事迹发表了题为《一代新人》的社论。

1960年3月10日晚，江苏省各界青年代表，在东海县举行慰问戴润彩大会，参加大会的江苏各界代表100多人，东海县各界青年900多人。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刘平在会上代表团委和全省团员青年对戴润彩致以慰问。

3月14日，共青团东海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团组织进一步发动团员和青年，学习戴润彩英雄事迹。3月15日，中共东海县委发出通知，号召广大干部、青年学习戴润彩公而忘私、热爱集体、一心维护集体利益的共产主义思想。4月1日，徐州专区妇女代表团，在妇联主任苏茜和地区机关党委书记吴德峰带领下到东海县慰问戴润彩，在影剧院举行了慰问大会，在慰问大会上，苏茜代表专区妇联授给戴润彩“三八红旗手”奖旗。

三、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9月，东海县委根据江苏省委《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度，柴、米、油、盐、酱、醋、菜都由公共食堂统一供给。公社社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

10月，作为人民公社化重要标志之一的公共食堂在东海全县迅猛发展，同时还普遍建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和敬老院。全县的16个人民公社建立后，由于相继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公共食堂建立也进入到高潮阶段，社员家庭的锅灶被拆毁，私人结余的粮食全部上交食堂，家家不准生火做饭。公共食堂的兴办，多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主食多以山芋为主，因为1958年是个丰收年，各队的山芋丰收，山芋、山芋干堆积如山，加工仓储日夜工作都忙不过来。看到这一喜人景象，一些社员私下嘀咕要大建仓库，有些生产队干部就干脆向公社领导反映“粮食多，怎么办？”，要求抓紧调运。公共食堂初期餐餐烀山芋，后期烀山芋干或山芋面下稀饭。吃饭不要票、不要钱，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吃饭。

1958年秋，东海县公共食堂有2199个，食堂工作人员13 243人，就餐人数达504 39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3％。

1958年11月29日，为贯彻江苏省委的“三好”（吃好、睡好、休息好）指示，东海县委召开食堂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公社、大队负责生活福利的社、队长和各公社的优秀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共430人。会议总结交流了生活集体化和巩固提高公共食堂的经验，县长朱群在会上作了关于办好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指出，吃饭问题是人民衣食住行四大要素的中心，是“四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的中心，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巩固公社制度的关键，强调一定要把食堂办好。

1958年至1961年，东海县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政策。1958年粮食大丰收，也产生大浪费，山芋在下霜前没有收清，不少烂在田里。收在场上的，或窑藏的，由于管理不善大都也腐烂变质。公共食堂的储粮告罄，只得将山芋叶、山芋秧当主食。1958年9月后，人民公社实行供应粮制度，当年收购粮食3 600万公斤，统销1 708万公斤。1958年春节刚过，便因严重浪费而导致社队大批缺粮甚至断粮，次年春便出现因食不裹腹而大量逃荒及患浮肿病的人，东海县公共食堂减少到1 582个，就餐人数只有90 163人。食堂供应每天每人4小两（合0.125公斤）山芋干稀汤。铁路沿线的村庄，不少人跑东北谋生，结果因户口问题无法定居,很多人又折腾回来，满腹悲凉。1959年春，由于饮食营养不良，农村出现很多浮肿病重症病人。县政府组织415名医护人员组成8个医疗小组，分赴各公社，历时65天，治愈浮肿病重症患者4 539人。

1959年，东海县粮食总产1.06亿公斤，征购5 336万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一半,是新中国成立后征购比例最高的一年。

1959年，东海县因夏秋多雨，生产队号召各家各户种胡萝卜，以减少农业生产损失。此后，公共食堂又以胡萝卜为主粮，上顿下顿都是清一色的胡萝卜，所以到现在还有不少当年吃过食堂的农民，一听胡萝卜三字就反胃。由于社、队干部浮夸，虚报产量，加重征购，留粮较少，食堂更加难办。最困难时期是在1959年春天和1960年春天，出现吃树皮、树叶、山芋叶、草种，和蛤蟆、老鼠等等现象，农民四下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老弱病人、婴幼儿苦不堪言，当年很少有生育者，频频出现饿死人。城头公社前张谷大队非正常病死123人，饿死62人，因生活所困自杀3人；石湖公社小娄庄因走投无路跑东北的有100多户。

1960年5月，东海县建立17个人民公社粮油管理所，251个大队设立粮食管理站，配粮食干部703人、保粮员231人，生产队粮食收割脱粒后，不用晾晒就可以过秤入库。连山芋茆子也被列为粮食收购。1960年夏，东海县人均每天吃粮仅为8.2两（旧制16两），其中，平明、浦南、房山、张湾、岗埠5个乡因灾减产，生活更加艰苦。到后来有一段时间，公共食堂的定额减到每人每天二两四钱山芋干，东海县到处出现了饥荒。

1960年，公共食堂又增加到2 505个，就餐人数达465 620人。1961年底公共食堂全部停办。

第三节 农村人民公社的初步整顿

1958年11月初，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在批评“共产风”错误的同时，着重纠正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努力纠正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东海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村人民公社的部署，对“左”的错误进行初步的纠正。

 一、整顿人民公社

1958年11月19日，东海县委书记处书记秦宝瑞率30人的工作组，在石榴公社榴汪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这次社教分为4步进行：

1．向广大干部和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

2．检查东海县在执行省地委有关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3．加强组织建设，整顿干部作风；

4．讨论制定1960年至1962年远景规划，搞好三包，以掀起生产高潮。

石榴公社榴汪大队有453户，人口1896人，9个生产队。有党员20人，都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党员中贫雇农成份16人，上中农成份3人，下中农成份1人；党员中担任大队干部的4人，担任生产队长的8人，生产队副的2人。在党员的思想调查中，分为四种情况：

1．支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

2．思想工作表现一般的；

3．工作消极疲沓，立场曾经动摇的；

4．反对党的政策，对党不满的。

大部分党员支持中共中央的政策路线，也有些党员对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模糊，不少党员对公共食堂有看法，自发地解散了公共食堂。

东海县委在榴汪大队试点，从正面教育入手，经过讨论、回忆对比、分析批判，来整顿党员思想。榴汪大队社会主义教育全面开展后，东海县委动员该村全体党员投入和领导好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历时5天的大鸣大放中，也反映出来不少的问题。有的党员对党的事业信心不足，想撂挑子。不少群众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通过举办解放前后的生活展览会，教育党员经常回头看，坚定跟党走的信念，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县委在石榴公社柳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整党工作中，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党员给以耐心帮助，让他们继续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并通过回忆对比的办法，引导和启发党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让干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从而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1958年12月23日，东海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和社队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措施及确定1959年的工作总方针。着重开展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主要是贯彻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并把公社所有制改变为生产大队所有制。同时掀起以兴修水利为重点的冬季大生产运动。

东海县的人民公社整顿工作从1959年1月开始全面部署实施。1月9日，江苏省直属机关、江苏省文化干部学校和东海县当地驻军，抽调55名干部、军官帮助东海县开展整社工作。整社的重点是整顿干部在政治思想、经济、工作作风方面的存在问题。整顿包括7个方面：1．整顿思想，提高认识；2．整顿生产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3．整顿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4．整顿集体生活福利组织；5．整顿干部作风；6．处理各项具体政策问题；7．整顿组织，健全政社合一、三级管理的组织机构。要求整社工作至5月底结束。

1959年3月29日，东海县委又召开五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江苏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县委第一书记刘昭诚在会上具体阐述了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和各项政策。人民公社必须执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等价交换的原则，以及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劳力，使穷队变成富队、富队进一步发展生产，增加集体积累等问题。提出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措施，确定1959年的工作总方针。5月12日，东海县人民委员会颁发了《农村人民公社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各单位将1至4月份的财政收支按规定的精神进行结帐清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风整社工作，东海县开展得比较早。早在1958年底，东海县委就针对人民公社建立初期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作了整顿。东海县委成立整社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人民公社化运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二、县委初步纠正“共产风”

1960年10月，毛泽东对于农村工作出现的问题，要求必须在当年冬季彻底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清除混入队伍中的不纯分子，通过整风整社，把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把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关系，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彻底搞好，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问题，坚决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调整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

1960年12月20日至26日，东海县委召开2000人的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江苏省委三届十三次会议精神，以整风整社为纲，下决心纠正“五风[5]”，东海县委第一书记刘昭诚作了《关于三年来工作检查报告》，动员与会干部帮助东海县委整风。在这次会议上，东海县委要求各级领导在农村工作中要对照和遵守“农业十二条”的精神，强调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和公社的派出机关，对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要乱加干涉；公社不能用削弱队有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有经济，要把劳力、土地、耕畜、农具给生产队使用，发挥生产队组织生产的积极性。结合整社整风，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问题，在1961年春耕前，将成立人民公社以来，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各种财物，全部折价退赔偿付清楚。东海县在整社的过程中，很多群众提出要求返还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平调的物资，清算“旧帐”。可是当时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物质堆积如山，帐目混乱不清，为了大炼钢铁不计成本，很多东西全给浪费掉了。所以“清算旧帐”的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和解决。

1961年2月2日，东海县委决定将西石榴树、博望、上房、民主、坞墩、临洪、湖西、塔桥、高埝、曹庄、黄树、高山、李埝13个大队划成27个基本核算单位，将石梁河、埠上2个基本核算单位合并成为1个生产大队。

第四节 继续“反右倾”斗争

1959年7月初至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会议前期，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实事求是地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彭德怀这封信，被毛泽东误认为是向党进攻，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共中央在8月7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全党迅速地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

1959年9月24日至10月5日，东海县委为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公社、场园党委第一书记、县委各部委负责人，正副科局长和中学党员校长等109人。

遵照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整风运动精神，东海县委于1959年11月8日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全体干部扩大会议。县委第一书记刘昭诚作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本位主义而斗争》的动员报告，为了在党内外认真传达贯彻总路线的精神，安排分五批传达学习。第一、二、三批是各中等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中的团员、小学教师中的团员和农中教师、农中学生中的团员以及县直机关全体人员；第四批传达，将全县分成四片，召开了乡社一级和包括企事业单位干部及各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委员会议。第五批则是更大范围内的村级宣传和贯彻。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少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党的领导、污蔑“三个万岁[6]”，挑拨工农关系、反对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荒谬言论”，整风的意义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性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进行斗争时，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要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

东海县委在“反右倾”斗争中，遵照省、地区委“反右”的指示精神，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了这次反右运动。在充分进行下面教育、思想发动、大搞群众运动、揭发问题的基础上，于11月15日转入重点批判阶段，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7人（其中县局领导干部12人，一般干部1人，三类分子4人）。在进行批判斗争中，本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但是，也有的干部情绪偏激，在批判发言时大声吵斥。如批判县某局领导时，由于被批对象默不作声，引起部分与会人的不满，在整风中，有人说： “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大协作就是大呼隆”，一些“先进指标”尽是吹牛、浮夸等。这些意见被错误地看作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向社会主义进攻，是与三面红旗相抵触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错误言论，这场斗争打击了很多敢于实事求是地批评党的工作错误的同志，将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无限上纲。

1959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东海县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整风会议，总结自贯彻八届八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东海县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联系存在的问题，阐明深入开展整风的重要意义，并号召所有到会的干部加强学习，反对右倾，大鼓干劲，继续“大跃进”。

这场“反右倾”斗争，不仅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而且由原来的纠“左”改变为“反右”，使“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东海县也和全国一样，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直到1978年后，东海县才对当年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改正。同年，全县“四类分子[7]”除3人外，7 139人被摘除帽子，16 169名地富子女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公社社员。

 

 

 

 

第十四章  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前进

 

“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已经开始的纠“左”进程，掀起了继续“大跃进”的高潮，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经被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并为后来更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埋下了种子，使1960年的国民经济进入了更加严重的困难时期。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努力生产、降低供应标准、采集制造代用食品、精减职工人数，压缩社会购买力等。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缓解“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过程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多项整顿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

第一节 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

1959年，由于粮食产量下降，浪费严重，加上高征购等原因，东海县也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出现了严重的春荒，国家又无粮可调，城市用粮几乎脱销，只有压缩城镇的粮食供应标准。1960年，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东海县全面压缩城镇定量人口的粮食供应标准：特重体力劳动者由原来的每人每月25.35公斤压缩为24.75公斤，重体力的压缩为21.7公斤，轻体力的压缩为17.05公斤，机关工作人员及脑力劳动者压缩为14.25公斤，一般城镇居民每月只供应9.65公斤粮食。同时,精简压缩城镇粮食供应人口的数量。1960年前，东海县享受定量供应的有32 834人，1960年10月后，压缩到29 878人，到1962年压缩到14 995人，减少了54.3％，月压缩粮食25万公斤。食油的供应也同时作了压缩，由1957年2月的每人每月的5两（旧制，约合0.156公斤），减至每人每月2.5两（旧制，约合0.078公斤）。布票的供应也由1957年的每人每年24市尺减少到1961年的每人每年1.7尺。1960年，东海县规定，农村办喜事只限购香烟3包、酒和糖果各1公斤；办丧事只限购香烟2包、酒0.5公斤；产妇供应红糖0.5公斤；浮肿病、肝炎病等严重病患者供应食糖0.25公斤；伤残军人每人每月供应食糖0.25公斤。可见，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商品生产能力有限，商品供应奇缺，城乡人民都靠“瓜菜代”，维持着最低标准的艰苦生活。

从1959年到1961年，为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城乡年平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降为1960年的163.5公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23.4％。食用植物油的平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2.4公斤下降为1960年的1.85公斤，下降了23％，其中城市下降了31％。猪肉的年平均消费量，由1957年的5.1公斤下降为1960年的1.65公斤，下降了70％，其中城市的人均年消费量下降了78％。人民的身体素质严重下降，加上长期紧张地劳动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就东海县而言，霍乱病、黑热病、浮肿病、丝虫病、关节炎、四肢麻木等疾病比较普遍。1960年，东海县疟疾病流行，危害相当严重，东海县患病29.82万人，发病率占东海县总人口的51.8％，超过半数人不能劳动。1960年春，东海县有14 594人患浮肿病，4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专程到东海县视察浮肿病的防治情况，并对广大患者表示慰问。至年底，东海县共防治浮肿病人3.34万人。

从1959年至1961年，这3年里，在没有施行计划生育的自然状态下,东海县的平均出生率15.75‰，死亡率16.06‰。其中，1960年和1961年，年平均出生率13.47‰，死亡率16.55‰。1960年东海县出生8 103人，死亡11 318人，自然增长率负5.90‰，人口出生率出现低出生、高死亡的负增长状况。1958年至1962年,东海县人口数量没有增加,都徘徊在54.4万左右，其中1961年，降至为542 649人。

公共食堂越办越为艰难，社员们天天只能喝到照人影的糊子汤。饥饿的农民把凡是能想到、能找到的可以充饥的东西都用来充饥了，田里的蓟菜、荠菜、苦荬、苋菜，甚至连辣蓼、酸模、猫眼草也挖来充饥；榆树叶、杨树叶、刺槐叶也被抢食，不少人因此过敏或中毒。东海县因饥饿死亡的，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徐州地区灾情调查组估计有4  000人之多。

农业的歉收，直接影响工业的发展。东海县1958年兴办的众多企业纷纷关门，职工下放到农业第一线。东海县兴办的17所农业中学，到1962年只有石梁河农业中学1所。东海县师范学校、卫生学校等9所职业技术学校均相继停办。

中共中央为了扭转国民经济大幅下降的趋势，先后紧急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业生产，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的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逐渐恢复。1960年，山芋干的国家征购价格为每市斤0.077元，而在东海县私下交易市场上每市斤高达0.9元～1.0元，价格翻了十二三倍，仍然有钱买不到。在诸多政策和措施调整中，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努力增加生产，二是坚决紧缩消费。在粮食生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5月决定全面降低粮食和其它生活资料的供应标准，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已经完毕的时机，大规模地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克服困难，度过灾荒。发动群众土法上马，自己动手做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代食品，以度过经济难关。东海县西部很多人食用山芋秧茎和山芋叶子，食用花生壳子。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东海县委成立了生活领导小组，安排群众生活，组织生产自救，保证田不抛荒、人不饿死。

 

第二节 贯彻 “农业十二条”，开展 “三反”、“五反”群众运动

从1959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尤其是粮食短缺问题，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为摆脱困境，中共中央于1960年9月提出“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东海县委遵照中共中央和省委的部署，从1961年起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贯彻“农业十二条”

1960年7月21日，江苏省委召开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领导，继续深入开展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运动，争取当年农业的大丰收。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8]”）。“农业十二条”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并且妨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更好发挥，必须坚决纠正。

1960年12月26日，东海县委召开2 000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县委第一书记刘昭诚作了《关于三年来工作，集中揭发“五风”的检查》报告，动员全体干部帮助东海县委整风。会议分阶段召开，第一阶段6天，帮助县委整风，第二阶段16天，帮助公社党委整风。之后，东海县委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补课，最后县委正式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重点内容是开展县、社检查，发动鸣放，揭发“五风”，学习政策，算帐兑现。四级干部会议开展破除怕说错挨批斗的辩论，很多与会同志存在怕提意见挨打击报复，怕层层不兑现的思想。会议接着进行反复动员，领导带头，上下大交心。然后发动鸣放。621名社队干部共提出意见5146条，其中共产风占20.6%，生产瞎指挥风占20.6%，浮夸风占17.6%，命令风和违法乱纪占17.3%，特殊化风占6.6%。

“五风”带来了严重危害，据部分社、队统计：1.人口生死率倒置。城头乡三年平均死亡率接近人口正常死亡的两倍。前张谷大队1960年度11个月内饿死62人。2.粮食产量下降。以石湖公社为例，1960年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48.6%。3.耕牛下降。城头公社耕畜1960年比1957年减少35.8%。4.大中型农具减少。1957年，东海县有大中型农具2.5万余件，1960年减少到2.3万件，原因是用的多，修的少；坏的多，添的少。5.生产瞎指挥破坏生产力。突出表现有二：一受提高单产的思想影响，一些公社不顾作物生长规律，盲目多播种子，结果事与愿违。1960年，东海县播种面积比1957年丢荒10万亩。生产搞形式主义，要求千篇一律，因“不合格”翻工铲掉青苗19 409亩。二搞轨道化，压任务、限时间，搞评比。有几个公社的木床几乎砸光，社员都睡地铺。搞山芋温床育苗拆毁群众房屋5 000间。石湖公社10个大队有6个大队三年未搞分配，都吃大锅饭。社员说：吃了三年糊涂饭，干了三年糊涂活，早成“无产阶级”了。除穿在身上，吃在肚里，别的什么也不保险。干部队伍中暴露一些严重问题，有些公社干部不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甚至标新立异，自以为是，其中蜕化变质占3.3%。房山公社党委5个正副职干部，有4个犯错误，131个大队干部，有贪污腐化问题的占60%，全社有5个大队的干部全部有问题。

对照中共中央精神，检查工作中的错误。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归生产队，公社和生产大队不要统的过死，不要乱加干涉。生产队利用田边、地角和其他闲散的土地，多种多收，不纳税收，扩大了生产队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公共食堂也作了进一步整治，强调“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食堂一定要由在食堂入伙的人民管理。管理员、炊事员应该由品质好、作风好、成分好、办事公平的人担任，必须民主选举，并且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食堂帐目必须按月公布。公共食堂坚决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

1961年2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生产小队不能过大，容易造成平均主义的指示精神，东海县委决定将原来2459个生产队中的50个较大的生产队，进一步划分为115个生产队。至此，东海县有生产队2574个。

1961年3月26日，东海县委又召开了穷队代表大会。会议历时5天，出席会议的社队代表759人，其中社员代表650人。会议自始至终贯穿了思想发动，对到会的同志加强了形势教育，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的各项政策，与会代表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摘掉穷帽子，誓把穷队变成富队。

二、“三反”运动

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定要搞，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实践证明，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人所占比重虽然很小，但危险性很大。凡是犯有贪污行为的人不论贪污数量大小，都必须退赔；计算的时间一般从1959年算起；算贪污和不算贪污的界限，大体上以200～300元为宜。

1960年6月26日，东海县委在县直机关的“三反”运动工作开始启动。6月27日，东海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石湖公社党委进行“三反”的试点工作。在试点中，首先整顿了党委领导层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开展机关“三反”工作，然后将运动在各大队推开。发动农民大鸣大放，普遍展开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依靠群众，大鸣大放，用领导和群众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把农村“三反”贯彻到底，把整风整社搞深搞透。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因私用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不良作风，严禁干部用“不准吃饭”和“不发口粮”的办法来处罚社员。

东海县的“三反”运动历时4个多月取得显著的成绩，揭发出一批混在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和投机取巧分子。组织查人查帐，查出一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基层干部的贪污行为，主要是粮食、粮票、工分和其他的生产、生活物品的占、贪行为，贪污行为不论大小都作了坚决的退赔处理；对于不关心群众利益、脱离实际瞎指挥、工作作风不踏实等形式的官僚主义作了严肃的批评，对情节比较严重的作了撤职处理。所有揭发出来的问题都超出原来摸底排队的数字，反得比较透彻。群众反映：想不到这次“三反”搞得这样彻底。违法乱纪的干部被法办了，被打骂绑吊的社员的冤气得到申张了。石湖公社小娄庄被打击报复而出走的100余名社员基本都回来一心一意搞生产了。1960年7月21日，“三反”运动在东海县直机关72个单位中全面展开，取得了显著成果。

1961年10月，东海县委开始对1958年至1960年底受批判、受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进行了全面的甄别、平反工作。1962年10月，东海县的“三反”运动全部结束。“三反”运动挽救和团结了一批基层领导干部，使他们放下了包袱，继续为人民公社的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平明公社一名原高级社社长，因工作作风粗暴、私宰耕牛等错误，受到批判并被判刑二年。甄别后又被选为生产队副队长，工作很出色。

三、“五反”运动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国掀起一场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群众运动。

1963年4月8日，东海县委召开了为期3天的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传达江苏省委四届二次会议精神，会议具体部署东海县的“五反”运动。鉴于这次运动牵涉面广、斗争复杂、政策性强、两类矛盾交织的状况，为加强领导，东海县委成立“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由东海县委第一书记关耀庭、书记许昌继分别担任正、副组长。东海县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分增产节约、领导层“洗手洗澡”、社会主义教育、“查上当，放包袱”、两反斗争和系统整改分六步进行。共有5 756人参加运动（不包括公社和学校），其中国家干部2 057人。运动第一阶段在党、政、群机关中进行，有33个单位参加运动，共439人，历时15天，到1963年12月底结束；第二阶段在工业、交通、粮食三个系统和牛山镇共17个单位中进行，参加运动有2 177人，其中厂长、经理、主任、支部书记等78人，党员干部313人，6月20日开始，时间40天，7月结束；第三阶段在各国营农、林、牧、园单位（包括江苏省属的东海地质队、徐州专署的水利工程队和石梁河水库等）中进行，共3 140人参加，9月上旬开始，10月底结束。这三个阶段共查得犯有错误的党员干部176人。其中第一阶段，查得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29人，其中贪污300元以下的23人、300元至500元的4人、100元以下的1人，贪污粮食500公斤以上的1人。

东海县在这次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中，主要解决了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1．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思想作风。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领导干部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搞好试点，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正确地指挥生产和各项工作，坚决克服走马观花、华而不实的浮躁作风。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明确的工作责任制，提高工作效率；

2．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党政机关人员能自觉地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维护党的团结，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积极完成国家计划，杜绝弄虚作假、不报真情的行为；

3．有效地克服铺张浪费和生活特殊化，堵死一切“后门”；

4．肃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消除资本主义的腐化思想，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

5．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改变层次重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不良现象。合理调整机构，精减下放干部、工人，充实基层领导，加强农业第一线。

东海县委要求县属的所有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等行业必须以支援农业为中心，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绝不能把“五反”运动同增产节约分割开来。从实际出发，不凭主观办事，在运动中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不规定指标，不乱提口号，不擅立政策，一般不搞斗争大会，严禁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要求干部要下定决心，毫不掩饰地进行自我批评，痛痛快快地、干干净净地“洗手、洗澡”，同时要言行一致，边整边改。不能轻描淡写、避重就轻、躲躲闪闪以图蒙混过关。

1962年12月12日，东海县委又召开“五反”运动工作会议，许昌继在肯定和总结前一阶段“五反”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动员东海县干部，尤其是县直机关的干部要积极领会“五反”政策，自觉地放下包袱，毫不犹豫地把“五反”运动进行到底。

第三节 贯彻“农业六十条”，争取农村形势好转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3月，中共中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毛泽东同志根据1958年以来，不注意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导致犯错误的教训，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1961年定为“实事求是年”。经过调查研究，结合各地试行的效果，在5、6月间，修正后实施的“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等规定，从而在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决定将粮食分配到户，停办公共食堂，并扩大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农业六十条”的执行对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起了重大作用。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生产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了，从而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农业六十条”在1962年9月后，开始在全国施行。毛泽东同志坦诚地说：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起，“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9]。

1961年3月23日，东海县委组织59名干部分赴石榴、驼峰、平明3个公社进行“农业六十条”的试点工作。东海县委第一书记关耀庭、县委书记处书记秦宝瑞、县长朱群分别进驻这3个公社指导试点工作。

5月3日至10日，东海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和讨论了“农业六十条”，对当前亟待解决的“三包一奖”、评工记分、供给制、粮食分配等政策问题作了专题讨论。

7日1日，东海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了徐州地委农业书记会议精神，因社、因队、因地制宜地讨论了如何把超产、包产运动迅速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的问题。与会干部经集体讨论制定了超产、包产运动的指标。自此，东海县农村社与社、队与队之间开展了超包产竞赛活动，掀起了农业新一轮建设的高潮。

12月29日，东海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学习和讨论修正后的“农业六十条”中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上，县长朱群就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作了报告，总结了东海县农村1961年分配工作经验，并对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意义以及有关具体政策、方法、步骤和要求等问题作了阐述。

1962年东海县的经济开始复苏，农村以生产队为基础，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政策，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渐好转。分配形式主要以生产队劳动力出勤挣工分，收小麦时实行预支分配，年终总分配，一个劳力每天能得7～10工分，每10分工价值0.2～0.3元，一个劳力一年能收入百元左右。

第四节 精简下放，加强农业第一线

江苏省委在1960年7月下旬，就组织来自工厂、学校、机关、部队和城市的人员到人民公社义务劳动，劳动大军纷纷深入田间、地头，协助农民做好收、管、种等农业工作。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党大抓农业》的文章。提出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农业上来。

60年代初，由于农业减产，城市供应紧张，压缩城镇人口成为当务之急，也成为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主要措施之一。

1960年底，东海县委成立领导小组，按照在优先保证农业生产需要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压缩城镇人口，精简下放国营企业、事业的职工和机关干部充实农业第一线，在职的领导干部也要抽出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8月，即组织县工业、手工业系统340人先后下放支援农业生产。1961年，东海县19个企业调整为12个,精简1 854名职工。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市粮食销售的九条办法》，要求在3年内把城镇人口降低到1957年的水平。

1962年3月21日，东海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历时16天，99人参加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的精减工作精神，具体布置精减人口、增产节约及清仓查库方案。

1962年5月5日，东海县委制订《关于县、社行政机构调整和人员编制的方案》，将县机关所辖的38个单位468人，精减为23个单位405人。原有的22个公社、场园中的桃林公社划出山左口公社，牛山公社划出一个牛山镇，郎墩农场并入浦南公社，调整后为23个单位，干部人数由509人减至285人。被裁减的人员全部充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1962年上半年，东海县教育、卫生系统教师1 901人，下放324人（其中老教师65人，新教师216人），因学校停办而回乡务农的学生有308人（师范学生265人，卫校学生43人）。1962年5月，已经回乡务农的教师有295人，粮食标准最高50公斤，最低标准与当地社员持平。下放学生中有56人做了生产队的会计，10人做了大队的保健员。1962年撤销洪庄、城头、双店3个文化站。撤销白塔、桃林、青湖、房山4个新华书店门市。东海县中学为了压缩粮食供应，下放来自农村的295名学生。1962年7月9日，东海县委批转了《东海县各系统调整压缩机构和人员的意见报告》。农林系统撤销各公社农技组，只保留石榴、青湖、白塔、房山、洪庄、双店农技站，由304人减少为154人；水利系统撤销动力队，原有98人，减少为52人；粮食系统撤销浦南郎墩、岗埠石河、安峰刘圩网站；财政金融系统将原来19个营业所调整为11个营业所；税务系统只保留9个税务所；商业系统只保留百货、五金、食品、副食品4个公司，下伸机构除保留岗埠农场国营商店、新坝农场国营商店、太平水产站、洪庄食品站、白塔食品站等5个核算单位外，其它全部撤销。东海县社所属杂品公司、各公社、场园设供销社，东海县基层财贸系统原有职工1 242人，精减到1 100人。

1962年9月24日，东海县委关于县直和公社机关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发出通知：东海县党、政、群行政（包括公社）编制总额654人，其中县机关366人，公社288人。工业部、财贸部、劳动工资部、科委、县人委的人事科、社办工业局撤销；原新坝农场改为张湾公社，郎墩农场撤销。

1963年，东海县委、县人委继续推进全民职工的精减工作，规定以撤、停、并、改、减为东海县精减全民所有制职工工作的总原则，全年共下放职工5 070人，其中工业系统职工由3 661人减少到688人，精减了2 973人。7月9日，东海县委又对农林、粮食、财政、税务、商业系统和县供销社所属杂品公司、基层供销社等进行了具体调整。东海县师范学校、县卫生学校等9所职业技术学校相继停办。9月24日，东海县委对县直机关和各公社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再次进行调整。调整后，东海全县党、政、群（包括公社）行政编制654人，其中机关366人，公社288人，工业部、劳动工资部、科委、县人委人事科、社办工业局撤销。12月经再次调整和精简后，东海县只保留10个厂矿，职工655人。

1963年5月18日，东海县委、县人委制定《东海县1963年精简全民职工方案》，规定东海县精简全民所有制职工工作，以撤、停、并、改、减为总原则，年底东海县职工总数控制在7 132人，精简职工1 517人。

第五节 反对商品“走后门”和干部特殊化，改善干部作风

1962年4月16日，东海县财政局、商业局、县人行、县供销社根据县人委的决议联合下发《关于压缩和控制集团购买力的几项具体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凡确实需要购物商品的单位必须提前10天申请，经财政局或主管部门批准后，限到指定的商品供应单位购买；30元以上的，结算必须通过银行转帐；购物时必须携带购物证和经财政局核准的计划单，各商品供应单位，在供应时应将品种、数量、金额如实填入购物证指定栏目。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商品供应的紧张程度。然而，面对商品如此紧缺的形势，一些干部却置国家禁令于不顾，千方百计设法“走后门”、托人情，以求购买商品，尤其是购买当时紧缺的烟酒、糖果、布匹、手表、肥皂、火柴、暖水瓶等生活日用品，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

1963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精神，东海县委“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发出坚决堵死“后门”的指示，规定任何制度外的商品都不允许在机关内销售；中共中央、省委规定以外的各种物质享受待遇一律取消。认真整顿和严格各项制度，一切按制度办事，树立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优良作风，坚决打击干部特殊阶层。

这次大范围、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和“五反”运动，东海县委认真执行各项政策，使运动得到了正常、健康开展，东海县党的各级组织的民主生活有了改善，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改进，党与群众的联系有所增强，党的战斗力有所提高。领导干部的铺张浪费、生活特殊化、多吃多占，不关心群众疾苦等行为，经过教育和整改，有了明显改变。1963年3月，查实了驼峰公社董马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54人，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行为。其中，有贪污的32人，占该大队干部总数的60％，贪污数额较大的17人。他们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虚报冒领、收不入帐、伪造或者烧毁单据、合伙偷盗，侵吞集体财物。该大队这17名干部共贪污人民币6 024.85元，各类粮食5 862公斤，粮票145公斤，柴草1万多公斤，布票26尺9寸，食用油10多公斤；其中贪污1 000元以上的2人，贪污粮食1 500公斤以上的1人，1 000公斤以上的2人；1963年10月，在县机关也查出了一名团县委领导干部,贪污团费、挪用团费、卖手表牟利、丧事收礼，盖房借用生产队粮草、钱款、石料、人力未付酬金的行为；1963年11月，在县粮食局也查到一些党员干部贪污钱款、粮票、布票、饮料票等行为。在农村，有近三成基层干部自查、或被查出不同程度的多吃多占、贪污挪用行为。针对犯有贪污挪用的干部，执行坚决的退赔政策，无法退赔的以树木、家俱、家畜等抵偿。

经过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群众运动，许多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改进，工作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干部的工作态度端正了，对群众和蔼了，下基层多了，瞎指挥少了，办事情踏实了，生活平淡了，在穿着上很难区分是干部还是群众。运动狠刹了办事铺张浪费和干部生活特殊化之风，在工作中提倡“一厘钱”精神，干部在办公中不浪费一张纸、一根大头针。

东海县从1962年9月20日开始在县、社两级干部中开展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又于1963年1月23日制订了《东海县关于对干部特殊化的十项规定》：1.县、社、大队的党员领导干部要经常地学习和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委和政府的指示和决定，自觉遵守党和国家的制度、法令，树立榜样。2.今后县、社、大队、生产队之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干部下去不准招待。大队、生产队干部到县城开会或外出，不准动用集体的粮票或粮食，不准借机多吃多占。3.各级干部要严格遵守上级党和政府有关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和制度。4.全体党员干部要经常保持共产党员本色，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立场。5.公社、大队今后不准预提机动粮、储备粮。6.公社以上脱产干部，不准与社员争地，个人不准养猪羊，县、公社、大队干部，不准叫生产队、畜牧场代养猪羊、代耕拾边地。7.公社、大队所开办的企事业项目是干部产生特殊化的温床，是特殊化的后台，必须进一步整顿，该下放的下放，该撤销的撤销，该上缴的上缴。8.大队、生产队干部，要带头参加劳动，和社员同工同酬、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9.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不得私自安插、照顾家属和亲友。10.干部必须自觉地执行上述规定，充分发扬民主，平等待人，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

1963年5月10日，县委副书记庞夫明在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东海县委常委作了《关于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铺张浪费特殊化等方面的检查》报告，要求到会同志大胆地提出意见和展开批评，帮助县委领导改正缺点和错误。东海县在这次运动中，对群众积极宣传干部商品“走后门”、生活特殊化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揭露了部分干部多买多分商品、生活特殊化和脱离群众的问题，纠正了以前认为谁“走后门”是谁有办法，让人羡慕的错误思想，通过教育整改，认识到“走后门”是生活特殊化的表现，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是脱离群众的、远离党的前兆，这种行为是可耻的。运动中对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进行了批评和处理，在群众中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第十五章 国民经济好转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举措

 

为了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局面的好转，东海县委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克服了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指引下，各行各业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援，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1962年12月19日至23日，东海县委召开农业先进代表会议，出席会议正式代表573人，列席代表64人，个人代表164人。县长朱群作《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力争1963年农业生产大跳一步》的报告，县委书记关耀庭作会议总结。会议选出出席省农业先进单位的先进公社代表2人、先进大队代表18人，选出139名模范社员和优秀干部，并向模范社员和优秀干部颁发了奖状和奖品。1963年11月，县长朱群率领3000多名民工在平明公社民主（马汪）大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试点。至次年春，完成土方136万立方米、石方248立方米，建成旱涝保收田6 900亩。

1961年至1964年，东海县在粮食征购上实行统购奖售政策。1961年奖售征购换购粮油1 786万公斤、奖售棉布6.77万尺、胶鞋24 050双、香烟7.01万包。1962年改“大购大销”为“少购少销”，东海县征购量占产量比例下降到22.41％，比1959年少征33％,农民得到比较充分的休养生息。经过几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自然灾害。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开始了。

第一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人穷地穷的地方，全大队802亩土地，分成4 700多块，一亩地好年景收不了70公斤粮食。从1952年冬成立合作社到1963年的11年间一切都变了。7条大沟，90条小沟，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肥沃的农田。1964年2月，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随即全国性的运动兴起。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倡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精神。

一、“外学大寨，内赶胜泉”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东海县人民整山治水、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相继掀起了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大大推动了水土综合治理和农田基本建设的步伐，使农业低产地区的生产面貌得到了切实的改变。同时通过推广新的耕作制度、栽培技术以及新式农具，改良土壤并开始施用化学肥料，建立三级良种推广体系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1965年与1957年相比，1965年农业总产146 800吨，比1957年增长36.6%，其中秋收作物增长60.7%，除油料作物因耕作面积缩减产量有所下降外，其它所有农业作物都有大幅度增产。特别是兴修水利、旱改水运动，使东海县的农民开始吃上自己种的大米。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东海县还出现胜泉、曹浦、石寨大队等先进典型。

东海县的学大寨是从学赶胜泉开始的，“外学大寨，内赶胜泉”，是东海县因地制宜学大寨的一大特色。东海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利用自己的典型，开展了“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把大寨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县，推动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石梁河公社胜泉大队过去是个穷地方，土地瘠薄，易旱易涝，好年景每亩也只收50公斤粮食。群众总结胜泉有三多：长年雇工多，逃荒要饭多，娶不到老婆多。从1956年合作化后，生产有了起色。1959年兴修石梁河水库，全大队土地面积从5 700亩缩减为2 670亩，人均只有1.1亩。10个生产队有4个生产队移民搬迁，加上两年的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胜泉大队党支部带领广大干群像大寨那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挑战困难，他们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广开肥源，增施肥料；学习科学技术，提高作物产量。通过三年的努力，1963年粮食亩产达到421公斤，亩产比1957年提高了4倍多，总产达到91万公斤，由吃粮靠救济变成了余粮队，同时，林牧副渔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胜泉大队的先进事迹受到省、地委的重视。1964年初，省委领导到东海检查工作时指出：“把胜泉大队作为徐淮地区的一面旗帜，要更高地举起来。在水利已基本解决或正在解决的地区，走胜泉的路子，翻身会很快的。”徐州地委领导在胜泉大队召开附近几个大队的干部会议，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学习胜泉，力争赶上或超过胜泉。

1964年3月17日至18日，东海县委在胜泉大队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现场会， 500多人参加，县委提出“外学大寨，内赶胜泉”的口号。会议号召东海县农业战线要学习胜泉的精神和经验：1.学习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战胜自然灾害的精神；2.改变旧习，多养猪、多养鸡，千方百计多积肥；3.发展高产稳产作物，因地制宜扩大水稻、山芋的种植面积；4.学习胜泉大队的科学态度，坚持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5.学习胜泉的先进思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为国家多作贡献；6.学习胜泉干部的优良作风，树立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思想。

会后，各公社组织所属大队、生产队干部到胜泉和水稻先进大队桃李参观学习。东海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学习大寨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家乡贫穷面貌。

二、因地制宜学大寨

桃李大队是常年受涝的穷困村，多年来一直依靠吃国家救济维持生活，在“农业学大寨”的精神鼓舞下，桃李人民大兴水利建设，开渠降涝，平整农田，改善农作物布局，大胆试种水稻。他们的口号是：“要吃大米饭，就得拿命换。”1965年137天无雨，水稻秧苗无法育插，为了不误农时，广大干群白天整地，晚上戽水，以李长香为队长的铁姑娘队，整天泡在水稻秧田里，取得平均每人每天插秧一亩半的好成绩。

东海县在学大寨运动中，成立了领导机构，许昌继任“农业学大寨”领导小组组长，朱平凡、李光兰任副组长，小组领导成员有董家禄、鹿崇友、来凤桂和刘登瀛。“农业学大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朱平凡兼任主任，刘登瀛、高广业、卢智任副主任。东海县委于1965年2月7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并根据东海的具体情况，分地区、分作物树立了四个标兵队：

1.学赶胜泉山芋（亩产300公斤）、三麦（亩产100公斤）；

2.学赶桃李水稻（亩产250公斤）；

3.学赶蹓马玉米（包括大豆，亩产200公斤）；

4.学赶塔桥花生（亩产100公斤）。

四级干部会议要求干部要蹲点劳动，靠样板的力量和影响来指挥东海县的农业生产。县、社都有样板队，队里又有样板田，一切农业技术措施的推广要有样板指挥，样板必须是领导、群众、技术三结合。

东海县农业战线上掀起了“外学大寨，内赶胜泉”和“水稻学桃李，山芋赶胜泉”的“比、学、赶、帮、超”群众运动，从而促进了1964年的农业丰收，实现了江苏省委提出的“总产大跳，对国家贡献大跳，社员分配大跳”的目标，东海县粮食总产量达171 460吨，油料10 330吨，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交售国家征购粮食2 785万公斤，油料476万公斤。东海县有6个大队达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标准，实现亩产250公斤，其中亩产达500公斤的生产队有123个。

1966年1月26日至2月2日，东海县委召开了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实际到会人数达1 497人，会期8天。受到会议表彰的先进单位的评选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以公社为单位，粮食要达到亩产250公斤，花生亩产要达到100公斤；每人生产粮油400公斤以上或者人均产值要在80元以上；公社一年增产粮油500万公斤或者人均增产150公斤以上；每人种棉花1分地以上，并亩产皮棉30公斤以上；集体事业收入占农副业总收入的25％以上或人均收入25元以上；公社一年交售给国家粮油500万公斤或人均交售150公斤以上；自力更生一年建成配套的旱涝保收田平均每人0.5亩以上；一年种绿肥人均1.5亩以上（苕子、田菁、紫穗槐）；一年耕牛净增15％以上；平均每户养猪1头半以上；全社平均每个生产队育树苗2亩以上和集体植树每人100株以上，并保活管好；要求全社没有粮食减产队。

东海县对于参评的先进单位还制定了以大队为单位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要达到的13条标准。这次会议总结了1965年东海县农业生产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讨论落实了“三五”规划和1966年农业任务，交流和学习了先进单位的经验。通过这次会议，到会同志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坚定了走“农业学大寨”道路的决心，进一步树立了自力更生的思想。会上提出的1966年东海县总的战斗口号是：学大寨精神，比临沂干劲，超赣榆总产。为了今后更好地开展“比学赶帮超”竞赛运动，根据比有对手，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帮有措施，赶有信心的要求，东海县树立了13个标兵：

全面标兵有：黄川公社、胜泉大队、桃李大队、胜泉7队、桃李6队；

单项标兵：蹓马大队的玉米、塔桥大队的花生、东石榴大队的棉花、民主大队的绿肥和绿化、山后大队的育苗和绿化、穆跳大队的家畜生产、小马庄生产队的养猪、桃西4队的多种经营。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还向东海县农业战线上的同志们发出了倡议书。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东海县委还组织制定了《东海县1965年到1970年农业生产规划（草案）》。《规划》指标是：东海县现有集体耕地173万亩，在水源较好的中东部地区及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建成基本田90万亩，其中粮田80万亩，花生10万亩。到1970年，要达到粮食亩产250公斤，总产量要达到20 000万公斤；花生要达到亩产125公斤，总产量要达到1 750万公斤。根据这个指标，拟分两步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步解决旱涝保收，第二步解决稳产高产。第一阶段，要在1964年到1965年间，关键是巩固5万亩基本田，努力提高单产，争取1964年达到250公斤。1965年农田水利要搞15万亩土方配套工程；第二阶段，在1966年到1977年间，除了巩固已有的基本农田外，再建水利配套田35万亩，累计水利配套田达到55万亩，其中种植花生水利配套田3万亩，使粮食产量走上稳步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在1968年到1970年间，再建水利配套田35万亩，使东海县水利配套田累计达90万亩，超过总农田的50％以上，其中粮田80万亩，花生田10万亩。

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田。根据东海县的特点，努力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培养和提高土地的肥沃程度，恢复和增强畜力。以水利建设为中心、肥料为重点，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精神。在水利方面，首先解决90万亩基本农田的水利问题；在肥料方面，建立三塘沤制土杂肥，多种绿肥，如田菁、苕子等，狠抓养猪积肥；调整作物布局，狠抓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62年，东海县有水稻10 000亩，1965年发展到229 964亩，1970年555 100亩，1975年794 600亩，根本上改善了东海县农作物的生产布局，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以后，东海县委领导全县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利用自己的典型，开展了“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推广到全县，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大学大批促大干”、向生产队派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等一揽子措施，以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带来了一些变化。由于在学大寨运动中，不断地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搞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限制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取消集市贸易，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事事搞“一刀切”，在运动中还整了许多人，使学大寨运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东海县制定的《东海县1965年到1970年农业生产规划（草案）》，也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农业学大寨”十多年来，东海县委在发动和组织广大干群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东海县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付出了辛勤劳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二节 “工业学大庆”运动

一、“工业学大庆”的背景及主要经验

“工业学大庆”是毛泽东主席1964年提出的。大庆油田是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起家的新兴石油基地。至1963年底，大庆油田的开发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更培养出一支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提出：“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全国传播开来。

 学大庆运动是东海县委促进全县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县委要求各系统按照大庆式企业的六条标准，制定分期分批创大庆企业的规划，县委派一名常委任副主任和计委、工交办人员到重点企业蹲点，抓好学习、整风、劳动竞赛三项工作，在生产、基建、企业管理、节约挖潜四个方面指导企业工作。

东海县委要求企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加强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核心，要有一支能在三大革命运动[10]中打硬仗，具有“三老四严[11]”革命作风的职工队伍。要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12]”的原则，有一套依靠群众，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科学的管理制度。

二、东海的“工业学大庆”运动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的要求。东海县委遵照省、地委部署，1965年3月17日至18日召开东海县工业交通战线“工业学大庆”运动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泥厂、砖瓦厂、玻璃厂、化肥厂、云母厂、糖果厂、酒厂、植物油厂、汽车站、水晶厂、八一拖拉机厂等21家单位和各乡分管工业领导。会议根据东海县工业基础薄、技术差的实际，号召与会单位积极行动起来，结合本单位实际，学习大庆精神，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大搞技术革命，开展劳动技术的竞赛，努力促进东海工交事业发展。

1966年，东海县包庄农机站面向农业生产，土法上马，利用矿煤矸中不溶性腐植酸与铵等碱金属溶液作用，制成可被作物吸收利用的可溶性腐植酸铵，为农业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桃林农具厂发扬苦干实干精神，仅1965年2月就修理拖拉机、五铧犁、大锅锥、水轮机等大中型农机具4 900多件，有效地保证了春耕生产。房山农具厂克服维修小农具“赚钱不多,麻烦不少”的思想，领导长期坚持在修理门市维修农具。同时，还成立技术革新小组，改革和制造新式农具，受到广大社员的欢迎。1967年，县一〇五矿大兴科学实验风气，科学小组根据酸洗原理，经过多次试验，用于酸洗花石获得成功。此项工艺比传统锤选提高工效30倍以上。县磷肥厂开展“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工厂采纳工人建议以土代洋，制造出废煤气烘干设备，每年可节约煤炭340吨。县水泥厂开展“比技术、比节约”活动，发挥工人积极性，在能够生产各种标号水泥的基础上，成本比原来节约19%以上。

在大庆“铁人精神”的鼓舞下，东海县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增长，1965年完成工业总产值746.9万元，比1962年 增长43.25%。在“工业学大庆”运动过程中，东海县每个工厂的车间、班、小组都以大庆为榜样，开展比学赶帮，实行增产节约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各个企业的管理和生产。但是，在“工业学大庆”运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有的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大庆的做法。如有的企业不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把铁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滥用于实际工作中，不讲科学，蛮干硬干，在经济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三节  学习雷锋、王杰、焦裕禄和吕祥璧活动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东海县的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东海县学习雷锋是和学习王杰、焦裕禄等先进模范紧密结合起来的，涌现出很多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好事，吕祥璧同志就是杰出的典型。

1963年3月17日，东海县举行2 000多人参加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动员大会。动员大会介绍雷锋同志的事迹，激发了与会者的学习热情，人人表示要像雷锋那样对待工作、劳动和学习。会后，东海县各工厂、学校、机关团组织又陆续举办了上百场以学习雷锋为专题的大小型报告会，各公社通过展览会、朗诵会、黑板报、广播、排演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东海县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随着学习雷锋活动的广泛开展，雷锋体现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深入人心。东海县在学雷锋运动中，广大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雷锋式的青年不断涌现。还有不少的团体根据自身的特点自发地成立学雷锋小队或小组，自觉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雷锋精神处处闪光，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新风的树立。在东海县农村很多地方，一夜之间，生产队里的大粪池子就被学雷锋的无名英雄清理干净了。做好事，不留名，不计酬的事例层出不穷。农村青年突击队、铁姑娘战斗队纷纷成立。青湖公社女赤脚医生王礼侠，学习雷锋螺丝钉精神，打破旧的传统观念，钻研兽医技术，全心全意为本乡农副业生产服务，受到群众的欢迎。房山中学唐正甫同学在瓦房公路上，拾到70多元现金和100多公斤粮票后，千方百计寻找失主，归还了失物，受到广泛赞誉。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练。当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安全，他毅然扑向炸药包，献出了自己23岁的年轻生命。根据王杰生前的愿望，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5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为王杰题了词。当时每一个青年人追求成为王杰式的人物，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5年11月19日，中共东海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关于热烈响应省委号召，积极开展学习王杰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东海县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机关等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团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认真贯彻省委指示，立即在东海县深入开展学习王杰革命精神的活动。大会之后，学习王杰活动，在东海县各条战线广泛地开展起来。许多中、小学校师生、专业剧团、文化馆站和农村俱乐部，把王杰的英雄事迹编成快书、快板、鼓词或歌曲到处表演，使王杰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走王杰成长的道路，做王杰式的战士！”成为东海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誓言，成为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更大的胜利的精神动力。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英雄模范不断涌现。出现了雷锋、王杰式的英雄模范周银才、宋玉花。周银才是安峰公社蹓马大队五队会计，6月24日，为了抢救集体粮食，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不幸触雷电牺牲。宋玉花是青湖公社青南大队四队女基干民兵班长，为了抢救落水女青年而英勇献身。山左口公社铁姑娘打石队，组织公社上千名党员青年开赴水利工地，开挖沟渠、架桥筑路、整山治岭，以实际行动学习雷锋、王杰。1966年6月16日下午，东海县师范附属小学（后改为东方红小学，现为东海县实验小学）教导处主任刘丽云和少先队辅导员邓乃浩，率领五（1）班、五（2）班两个中队的少先队员到学校附近的英疃水库学习游泳。在学习游泳过程中，少先队员张成叶不慎误入深水中，刘丽云奋不顾身跳入深水抢救。方琳、刘淑荣两个女少先队员也随老师相继游向深水中搭救同学。但因不会游泳，均沉没水中。东海县文卫局通报全县中小学，热情赞扬刘丽云、方琳、刘淑荣舍己救人的革命精神。此后，每年清明节，县师范附小的师生都给他们扫墓，表示深切的悼念。

1966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向毛泽东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2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焦裕禄的通知》，要求全省党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焦裕禄的模范事迹。根据省委要求，中共东海县委于2月中旬发出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响应省委号召，向焦裕禄学习。通知发出后，各级党委层层组织传达贯彻，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学习介绍焦裕禄先进事迹的录音报告，学唱赞颂焦裕禄的歌曲，迅速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东海县委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焦裕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焦裕禄大搞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东海县各级干部、党员争当焦裕禄式的人民好公仆。安峰、张湾、山左口、浦南、横沟、桃林、白塔埠等公社党委书记都在座谈会上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找到了差距，决心以焦裕禄为榜样，为革命不怕苦累不怕死，不为名利不为虚，树雄心、立壮志，不畏艰难，带领本乡人民改变落后面貌。1966年2月25日，东海县委、县人委在造林育苗工作会议上，号召参加会议的各公社分管林业干部、大队副业干部、公路道班及社办场园负责人，学习焦裕禄同志，把东海县的林网绿化搞好，造福子孙后代。

1967年3月3日下午，驻东海县白塔埠镇36376部队警卫连战士吕祥璧为了支援当地农村春耕生产，驾车修理农具，回来时，为了不跑空趟，顺路到八一拖拉机厂拉回空油桶。在装车时，拉车的马受到空油桶撞击声惊吓，沿着八一厂通往白塔埠集市路上狂奔。当时，正值学生放学时候，为了不使惊马伤人，吕祥璧极力控制缰绳不放。在车前的路上有4名同学，被吓呆在马路中间。马车越来越近，眼看一场惨祸就要发生。千钧一发之际，吕祥璧临危不惧，为了保护4名同学的安全，拼尽最后力气，猛拉缰绳，致使马车翻倒在路旁沟中，吕祥璧被压在车下，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时年22岁。当地群众称吕祥璧同志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是刘英俊式[13]的英雄。中共空军党委追认吕祥璧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1967年3月6日，东海县各界群众在白塔埠镇召开追悼吕祥璧烈士大会。中共东海县委、团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学习吕祥璧崇高的思想和言行，时刻牢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世界观。东海县人民在白塔埠镇修建了吕祥璧烈士陵园。此后，每年清明节，东海县各界人民群众都前往凭吊吕祥璧烈士。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宣传学习活动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后，东海县立即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3年6月5日，东海县委批转东海县委宣传部《关于组织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意见》。东海县委首先组织县委常委、县委各部委负责人、县人委正职科局长、各公社党委书记及宣传理论工作干部82人，从1963年6月起到1964年底，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系统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1964年2月20日，江苏省委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八项规定》，各级领导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布置任务、检查总结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把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推向高潮，人人要制订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1964年3月11日，东海县委为了贯彻江苏省委《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八项规定》，特地又下了《通知》，要求各部门领导干部从5月开始学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及毛泽东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表的著作，还要求17级以上干部要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

1964年，东海县直机关成立98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每个支部还配有学习辅导员。从4月1日至7月上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从7月底开始学习《矛盾论》。坚持每周学习8小时，规定每星期三下午集体讨论，各个小组采用自学与讨论相结合，提倡记笔记、写心得，根据学习需要，东海县委宣传部门还多次组织集中辅导报告会。9月10日至17日，东海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将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进一步推向高潮。县、社机关向大会赠送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单行本、《毛主席语录》和佩带的毛主席语录牌。东海县户户发放《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坚持领导干部、党员带头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广泛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通篇背诵“老三篇[14]”。在学习活动中，涌现了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如岗埠农场丁庄大队副大队长袁玉兰、安峰公社蹓马大队社员李增荣、双店公社西池大队团支书周延龄、平明公社条河大队团支书李云洋、黄川公社党委书记秦玉荣、房山公社寇荡大队民办小学教师卞石成、驼峰公社曹浦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友贵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有牛山果园党委、黄川公社党委、桃林公社党委、驼峰公社党委。在本次代表大会上黄川公社、驼峰公社曹浦大队、房山公社寇荡大队徐巷民办小学被徐州专区革委会命名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东海县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般都坚持“少而精”原则，在干中学、在干中用，不断推动三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县直机关400多人有一半以上经常下基层劳动和指导工作，县供销社有85%以上行政干部30%时间在基层工作。

1966年9月10日至17日，东海县委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参加大会的积极分子有1 100多人。11月11日，东海县委召开第四次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徐州地委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指示，将东海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1969年8月6日，东海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党校，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社各部门干部，上至书记、县长，下至一般干部，600多人参加学习。

1971年，江苏省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东海县革委会主任刘宗宾，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新华日报》发表了刘宗宾撰写的《甘当群众小学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文章。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再度发展

 

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社队“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四清”运动后期则发展为普遍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1962年12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加强人民公社建设工作的指示》，鉴于此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江苏省委、徐州地委还专门下文并安排一批干部到东海县指导和领导 “四清”运动。

第一节 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

为取得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东海县委在黄川公社、青湖公社进行了试点工作。黄川公社1963年8月18日至31日，召开“三干”会，历时13天，出席会议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代表共895人，其中大队、生产队干部427人。“三干”会首先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后是干部“查上当”和“放包袱”阶段。在黄川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领导小组认为，黄川公社有70%的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23.8%的干部放得还不够彻底，有1.7%的干部有抵触情绪。最后阶段是谈体会教训，订退赔计划。黄川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四清”。有87%的干部洗手洗澡，计查得贪污、盗窃、借支挪用、多吃多占粮食15 350公斤，现金31 600元。集体铺张浪费粮食6万公斤，现金25 000多元。对查出的问题全部按照政策落实了退赔。大队、生产队干部主动退出了多占的自留田、十边地及大田42亩。“四清”队还帮助黄川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堵塞了漏洞。干部挺起了腰杆，提高了思想觉悟，劳动更加积极了。

在“四清”试点工作中，黄川公社调整了支部班子16人，调整生产队干部88人。落选干部42人，占干部总数的6.5%。建立了贫下中农小组和委员会，选出代表768人，委员176人。“四清”运动试点，使黄川公社干部群众坚定了走集体化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原来从事个体经营活动的126人中，有121人参加生产队的农业生产。

1963年11月22日至1964年3月12日，东海县委又在青湖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历时100天。

“四清”运动使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广大干部的虚心检讨消除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思想隔阂。群众表示：“干部手脚干净了，又成一个路上的人了，集体生产一定能搞好。”干部反映：“过去错误背在身上，自己心情不舒畅，说话群众不听，做事群众不帮。” 在“四清”运动中，对犯错误的干部，一是检讨，二是退赔。问题处理之后，干部自己轻松了，群众也觉得满意了，干部说话有人听了，做事有人帮了，工作上一切顺心。不愿当干部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抵触情绪没有了，增强了生产自救，战胜灾荒的信心和发奋图强的决心。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出勤多，社员上工不要干部上门催；生产项目多，社队的积累增加了；干活质量好，工效高。冬修水利积极性提高了，小麦田间管理增强了。

在“四清”工作的同时，东海县委注重开展对党员的基础教育，东海县绝大多数公社都调整充实了党课教员队伍。1963年，东海县委培训农村支部党课教员202人。全县477个农村党支部有95。8%恢复了党课制度，以《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为学习教材，对党员进行基础知识教育，普遍提高了党员对党的认识。

第二节 “四清”运动全面展开

1964年1月3日至22日，东海县召开县三级干部会议，部署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1月26日至28日，东海县各公社分别召开三级干部会议。2月25日，面上社教开始训练骨干，2月29日，全面将社教精神贯彻到基层群众。东海县社教运动分四个步骤进行：1.宣讲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和《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忆苦思甜，揭阶级斗争盖子。2.干部洗手洗澡，搞好1963年的“四清”收尾工作。3.解决农副业生产两条道路问题。4.落实1964年的生产规划。力求达到“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要求，坚定群众抗灾自救，奋发图强的信心，掀起春季生产热潮。

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改变了原来社教运动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决定整个社教运动都由社教工作队领导，强调要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结果，使这次社教运动实际上发展成为一场在基层进行夺权的斗争，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以至于混淆敌我的严重错误。随着运动的发展，运动也随即有了升级，把以前“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四清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

中共中央提出这次运动要达到的六个标准。

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

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1964年12月2日，针对东海县的“四清”工作，县委书记关耀庭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检查。检查内容包括4个部分。1.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上，政策掌握上存在着右倾错误。2.对社教运动中的突出案件处理上的错误。3.关于常委本身的和平演变，蜕化变质问题。4.关于生产斗争中的右倾错误，在检查错误的同时，深挖了产生错误的根源。此次“四清”运动是有领导有步骤进行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成人受教育面达95.1%，直接受教育的成年人达16 600余人次。

“四清”运动，在农村利用农闲季节开展，整个运动以生产救灾为中心，以社教为动力，二者统一安排，互相作用，互相推动。1964年5月12日、9月16日、9月28日，东海县委先后召开了常委会、县委全会（扩大）和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解决的问题有：1.传达贯彻省、地委的会议精神，重点解决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意义的认识和干部“四不清”、是否参加劳动等问题；2.布置“四秋”工作；3.开展和部署城市社会主义教育问题；4.检查干部蹲点和参加劳动情况以及违法乱纪等问题。会议一再强调，“四不清”问题的结果是一害自己、二害群众、三害集体、四害国家、五害子孙；县、社干部分批轮流离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两期搞好试点工作；在“四秋”工作上，县委布置首先集中力量收好在田的120万亩晚秋作物，同时安排督促全县77万亩的秋播任务，并对征购和全年农村分配方案作了讨论。

1964年8月6日，东海县委批转县监委《关于部分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绝大多数干部的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但仍有少数干部不顾党的政策，任意吊打群众，致使人身伤亡事故，这是绝不相容的坏作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千方百计加以制止和杜绝。”

1964年9月，东海县委作出了《关于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坚持搞好“四清”工作的决议》和《东海县“四清”工作十项决议》，部署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各公社、各大队把抓“四清”和抓生产放到同等重要地位，县、社、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大队、生产队，要严格财物管理制度，对于公共财物禁止挪用、借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不渝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9月28日召开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县委学习了江苏省《关于全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补充规定》，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高潮。

第三节  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高潮

1965年1月，东海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2月5日至9日，东海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参加社教工作团人员有404人。其中有女同志30人，部长以上级别的有11人，科局长级的74人，科员股长级99人，一般干部220人，共产党员169人，共青团员32人。社教党总支书记为县委副书记庞夫明，王学昌任副书记，王振元任团总支书记。

东海县的社教运动从1965年开始，各村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出身中农以上的，均集中到县里集训，然后分成组到人民公社，成立社教队，每个生产队派一名社教队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群众给大队、生产队干部提意见。对生产队干部进行整顿。广泛发动青年学雷锋做好事，许多青年突击队员常常不计报酬争做生产队的农活。

 1965年3月，东海县作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干部经济退赔问题的规定》。《规定》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查出经济问题的退赔范围作出规定：凡是犯有经济不清错误的公社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享受定额补贴的生产大队干部和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以及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企业、副业中的负责人、会计和采购员、集镇的居民委员会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应该进行退赔。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从1961年下半年算起，对于首要分子，群众要求算旧帐的，可以适当追算，但时间不能算得太远；对于多吃多占，从1962年算起。 犯有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都要退赔。贪污、盗窃现款的，退现款；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折价退赔；对于投机倒把的人，按有关政策、法令，让其补税或罚款；对于放高利贷所得的利息或物资，数量大的、情节严重的，要退还，挪用集体资金的，要从严处理，一时还不清的，要分步返还；出租土地的剥削所得，必须全部退出；干部利用职权，侵占、强占或强购集体和私人的房屋、土地和其他财物的，必须退回；多吃多占，要检讨，按数量大小酌情处理；对组织群众瞒产私分的干部，给予批评教育；对多占的部分应退还。

1965年3月16日，东海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四清”工作组，对城头、望烟2个合作商店进行2个多月的清查。这2个合作商店共有从业人员12人，通过清查，发现有11人有经济问题，贪污、挪用金额达2192.05元。远远超过了这2个商店本身自有资金的总额。

江苏省委、徐州地委向东海县派出了人数众多的社教团，实行“大兵团作战”。中共徐州地委进驻东海县的社教团达7 300多人，对东海县进行社会主义系统教育。徐州地委社教团由刘平任总团长，关耀庭任副总团长，第一批工作队员于1965年7月14日进驻石榴公社，第二批工作队员于8月25日至27日进驻前期已进行过社教的黄川、青湖、石梁河3个公社以外的其余18个公社、1个镇，整个运动持续4个月，至1965年底基本结束。

1966年5月以后，东海县的社教“四清”运动，随着外地社教工作队的陆续撤出，社教运动开始结合生产进行。县委鼓励干部自行改正错误，允许退赔，根据经济退赔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酌情减、缓、免措施； 1966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实际上停止了农村的社教运动，工作队全部撤出，社教运动结束。在历时三年多的社教运动中，社教工作队员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及某些社会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社教运动中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使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留下了一些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