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东海县地方史》二卷之第四编

作者：   发布时间：2012-12-28 10:33:10

第四编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十七章  “文化大革命”在东海的发动和造反夺权风暴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10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这是一场由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与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导致东海县各级党政群组织瘫痪，各项事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1966年，中共江苏省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全省在外围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旧保持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中共东海县委在政治大风暴到来时坚持和省委保持一致，将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各项工作照常进行，没有过早地卷入到政治运动中。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造反夺权风暴中，正常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遭到冲击，呈现无政府主义状态，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开展“斗、批、改”运动，使整个社会出现内乱局面。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形势

一、在政治批判的压力中坚持经济建设

1966年元旦，《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依靠自力更生，创造新的成就》，号召江苏全省人民“进一步贯彻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比学赶帮超运动，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省的任务而奋斗”。年初，东海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还是经济建设这一主线。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东海县农业展览馆和阶级教育展览馆。之后，为了发展东海县西部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东海县委专门成立了山区建设指挥部，抽调10余名干部参加指挥部的工作，具体领导和指导山区治山治水工作。1966年计划开始实施的东海西部地区的治水治山工作，终究没有挡住“文化大革命”大潮的冲击，机构被迫撤销，工作停止。为了加强农业第一线的领导，东海县委进一步施行精兵简政，适时调整机构，成立农村、集镇两个工作部和县委工作队，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增强与群众的联系，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在领导生产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东海各级党政部门顶住压力，坚持抓生产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也没有停止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1966年5月至10月，东海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还是限制在学校中进行，对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尚未造成多大的冲击和破坏。

二、开展政治批判和贯彻“五一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政治批判开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秘密策划、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导火索。到1966年初，学术批判迅速发展为席卷全国的政治批判浪潮，由批判吴晗发展到批判“三家村”，又发展到批判全国各地的“黑店”、“黑帮”，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便由此开始了。当初，中共江苏省委努力想把运动限制在文化、教育、艺术、新闻、出版“五界”范围内进行，但是“左”倾大潮发展迅猛。1966年5月11日，中共江苏省委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被迫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政治运动中，并向各地、市委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并要求组织工农兵群众学习，向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参加“捣毁三家村”的战斗。1966年5月15日晚，东海县中学生在县中会堂召开“声讨‘三家村’黑帮大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之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各地迅速地开展起来了。8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文革十六条”）。《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个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开始。

1966年5月25日，自《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之后，东海县各个学校师生、工厂员工、农村贫下中农等随即掀起了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内容的“四大”高潮。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造反。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思想迅速泛滥，干部和教师开始受到冲击，在学校里设“斗鬼台”，四处抓人，出现了乱批乱斗现象。

1966年6月2日至5日，东海县委宣传部召开全县中等学校教师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怎样对待历史遗产”和“怎样评价历史英雄人物”等问题。从6月18日开始，东海县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县委书记王亚明传达了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由于许多学校、机关的负责人被加以各种罪名遭到揭发、批判和斗争，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纷纷要求上级派人加强领导。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也仿效中共中央的做法，研究决定向各公社、各中学派出工作组，以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6月19日，县委派出以魏家树为组长的30多人工作组进驻东海县中学。6月25日，县委派出500多名由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县内各所中学，举办“集训班”，审查、批斗一批党员干部和师生，给他们戴上“黑帮”、“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纸糊高帽子。6月底，东海县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县委书记王亚明任组长，副书记鲁少时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分为工交、财贸、文化、农林、粮食等组。

1966年7月23日至9月底，东海全县中学教师分别集中在东方红小学、东海县中学、白塔中学进行集训。东海县中学教师和县直文化教育部门干部职工530余人集中学习。在两个多月集中学习期间，对很多教干及教师，进行了残酷斗争，有70%的人受到大字报围攻，48人被定为重点批斗对象。乱批乱斗之风很快蔓延到东海县所有中小学校。1967年初，一些学校出现停课现象。

三、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说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自8月20日起，从首都开始，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各地。8月29日，东海县中学的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大破“四旧”，烧掉大批的“迷信品”，砸掉一些商店的招牌，还更改了一些路名和店名。9月3日，东海县函授站、文化馆、新华书店等单位职工纷纷组织起来查封书籍，很多线装古籍经典被封存或撕毁，东海县吕剧团部分群众把演古装戏的道具拉上大街游行。由城市到乡村，由学校到社会，全面向“四旧”发起猛烈地攻击。在学校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甚嚣尘上，一些领导和老教师被拉上街游行示众、批斗。

一时刨古墓、砸祠堂、毁菩萨、抓教徒、捣神龛、烧亡人牌，收缴烧毁古旧书籍之风等在东海县蔓延。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

四、成立红卫兵组织，学生大串联

1966年8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此后，受北京、南京影响，东海县也立即掀起一股揪斗走资派的狂潮。诬蔑攻击领导干部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城镇的大街小巷。8月下旬，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掀起了狂热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一些社会青年也纷纷效仿，臂戴红袖章，身背语录包。一些中学的学生还走向外地搞串联活动。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进京学生代表每50名选出1名，教职工每100人选出1名。进京途中自带干粮，自带行李、衣物和碗筷，到京后的吃住由北京市负责安排，由国家财政开支。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教育、铁道等有关部门，安排好外地学生到京串联工作，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通知》规定到京参观的师生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由此，大串联在全国出现了高潮。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联络站，工人也随着学生开始串联起来，全国停学、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为了适应学生进京串联的需要，教育部通知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延续到1967年的暑假。

1966年10月27日，东海县委常委宗献瑞率领东海县各中学红卫兵代表等一行773人赴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其中学生代表699人，教职工代表69人，带队2人，工作人员2人，医务人员1人。东海县的红卫兵进京后，还在北京街头贴出“炮轰东海黑县委”、“火烧东海县委领导人”等大字报。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和首都百万群众以后，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东海县的红卫兵是8次毛泽东主席接见中的第6次。从1966年10月以后，铁路交通以及北京市因红卫兵到京参观，给各个方面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随着全国学生大串联，东海县中学生有的还到井冈山、延安、南京、上海等地串联。外地大、中学生也有路经东海县进行串联的。从1967年2月以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通知要求停止全国大串联，经多方劝阻和努力才制止住学生涌向北京的浪潮。

第二节   造反夺权风暴

一、成立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

自“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发出之后，全国多数人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卷入了这场运动。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中，无政府主义泛滥，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各项工作难以进行。

东海县中小学红卫兵组织也和全国一样成立了，县直机关和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这些盲目性的组织，组合后分化，分化后再组合。1966年底，东海县造反派组织派系林立，一个学校就分成好几派，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也有好几派。到1967年1月至9月，“东海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井冈山红色农民造反东海县分部”、“东海县县直机关造反团”、“东海县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东海县无产阶级革命联络委员会”、“东海县六一革命串联会”、“东海县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等名目繁多的群众造反组织相继重组或成立，各自在社会上活跃起来。

1966年11月26日，洪庄中学部分师生到东海县城“造”东海县委的“反”，在路北招待所楼上贴出了第一批“炮轰东海黑县委”、“彻底批判东海黑县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火烧鲁少时”等大标语。

 

二、揪斗走资派，武斗开始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1966年7月23日至9月底，东海县委组织全县中学教师和县直文化教育部门干部职工530余人集中学习，70％的人受到大字报的围攻，48人被定为重点批斗对象。

8月13日，林彪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1]。“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这些言行再次煽动了狂热盲从的群众，在东海县造成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干部和老教师在一夜之间不知不觉就成了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审查和批斗。东海县首当其冲的是县委书记王亚明、县长朱群，还有各部委办局、公社党政领导。一时间，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砸抢抄抓盛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地践踏。还有一些造反派逼迫批斗对象交待所谓的“黑后台”和“保皇派”，将斗争矛头直指县委或以上领导人。许多基层领导人、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被列成“黑帮”、“资产阶级保皇派”、“资产阶级黑爪牙”、“修正主义的苗子”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揪出来就不分场合批斗。在揪斗走资派时，有的造反派对斗争对象施行体罚摧残。随后，“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四起，东海县党政干部同样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次成为受批判揪斗的主要对象。东海县各级党政机关曾经几度陷于瘫痪状态。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2]”），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联，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此后该条又在公安部门的实际操作中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治以重罪。该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横沟公社尹湾大队有一红卫兵在喊“打倒江渭清[3]”口号时，误喊成“打倒江青”，受到多次批斗。

三、造反派夺权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夺权之风风靡全国，东海县几派群众组织也从1967年1月5日开始，向东海县委开展激烈的夺权斗争，同时，这些群众造反组织的内部也是争斗不断。这些狂热的造反派陆续上台表演，曾有一造反派夺得象征政权的大印，3天后又被另一派夺走的笑话。1967年1月25日，“东海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夺得了东海县委、县人委的大权。1月27日，“东海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与东海县委举办了权力交接仪式，东海县委刘洪乔、修凌云、吕遵吉作为代表到场进行签字交权。

在肆意夺权的浪潮中，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了严重的内乱。东海县造反派组织的争权夺利斗争，导致多个派别的严重对立，直至发生大规模武斗，使生产几乎停顿。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思想支配下，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负责人普遍受到批斗，造反派逼迫东海县委撤换干部，掀起一股“罢官”风，各级党委和人委的日常工作陷于停顿。

1967年1月至3月，造反派逼迫东海县委、县人委、县监委给171位所谓“走资派”作出了开除党籍、撤职、停职等处分。1979年2月6日，东海县委宣布对他们撤销处分，恢复名誉。

无政府主义急剧泛滥导致社会秩序严重混乱。1967年2月1日凌晨，东海县一造反组织砸掉了县公安局的门牌。

四、全县实行军事管制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指示》。不久，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4]”）。从1966年到1970年初，东海县也同全国一样处于无政府状态，全县分成“踢派”、“支派”两大主要阵营，揪斗“当权派”，并实行夺权、夺公章，从县、公社、大队均开始批斗“当权派”，各级负责人均是批斗对象。

为稳定局势，遏制派性斗争带来的混乱，解放军济南军区6070部队1967年1月下旬就进驻了东海县，对银行、百货公司、粮食加工厂等重要部门实行军事管制。此支部队于3月6日撤出。3月7日换由济南军区6073部队进驻。为进行“三支两军”工作， 3月9日，解放军济南军区6067部队进驻东海县。在当时的情况下，“三支两军”进驻东海对于稳定东海社会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1967年年内，解放军济南军区6067部队、6070部队、6073部队、6066部队76分队、徐州军分区535部队先后进驻东海。1968年3月5日，解放军6073部队对县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邮电局实行军事管制。东海县其它的一些重要单位和比较大的公社也派驻了部队。

1968年3月25日，由东海县人武部、6073部队、6067部队组成的东海县支左办公室成立，县人武部部长赵广厚任主任。

第三节   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7年3月18日，在介入运动的解放军6070部队支持下，东海县公安局发布取缔部分群众组织的公告，东海县27个公社、场、园、镇有21个“造反”群众组织，被直接或间接取缔。420个生产大队的一级“造反”群众组织被取缔，对于在运动中起组织作用的部分头头实行拘禁。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时提出：“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海县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全部被平反释放。他们一出来，又到处串联，反对夺权委员会的声浪更加高涨，派性斗争进一步加剧。

3月27日，东海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撤销，成立由革命干部、解放军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革命筹备委员会，3月30日，东海县 “三结合”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王亚明任主任。4月10日，东海县中学红卫兵贴出“炮轰东海县‘三结合’筹委会”大字报；4月19日，东海县中学红卫兵退出“三结合”筹委会，提出“踢开筹委会，彻底闹革命”等口号。自此，东海县群众组织以对“三结合”筹委会的态度，分成“踢（开）”、“支（持）”两大派。5月15日，东海县“三结合”筹委会经过协商进行改组，县人武部部长赵广厚任主任。5月24日，解放军6073部队撤离，6070部队第二次进驻东海。6月6日，进驻东海县的“三支两军”部队发布通告支持东海县的“三结合”筹备委员会。8月4日，东海县人武部、解放军6070部队、6067部队发表联合声明，退出“三结合”筹委会，宣布原来支持“三结合”筹委会的“六·六”通告作废。

二、武斗升级，停工停产

东海县的武斗是在“踢”、“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展开的，“支派”和“踢派”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互相攻击，谩骂，都标榜自己是革命的，对方是反动的。在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时就诉诸武力。武斗争夺的焦点是“1·25”夺权。两派组织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文斗，逐步发展到互相叫骂。有的一家父子、夫妻分两派，也互相争斗，大打出手。两大派从巴掌拳头的肢体摩擦发展到抢夺解放军军械库，双方开始了军事化冲突，直至升级到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武斗，事态发展越演越烈。

1967年9月30日，“踢派”群众组织“东海县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当日下午“踢”、“支”两派学生在东海县委招待所发生武斗，毁坏房屋10余间。10月2日，“踢”、“支”两派群众组织在县搬运站发生武斗，搬运站的一名炊事员在武斗混乱中被杀。11月2日，东海县植物油厂储油罐被造反派组织炸毁，损失食油2 300余公斤。

1967年10月1日，东海县供销合作社“踢”、“支”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在牛山镇主要几条大街上举行国庆游行示威。当两派群众组织相遇时，发生了武斗冲突。在供销合作社农资公司大院内，整整打了一夜。致使10多间门市被砸毁，1 000多根木锨杠被当作“武器”而抢光，数百口大瓷缸被砸。武装冲突中，两派群众组织有三四百人受伤。

针对武斗不断升级的严重状况，1968年3月4日，解放军6063部队赴东海县调查组提出4项紧急建议，要求“踢”、“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3月8日，两派群众组织代表签订《关于停止武斗，封存收缴武器协议书》。尽管“支左”部队做了不少工作，但武斗仍然没有停止。一些企业陷入停工、停产状态。

1968年年内，东海县“踢”、“支”两派群众组织先后在东海县蛇纹石矿、白塔大桥、包庄大桥、马河大桥、房山、羽山、横沟公社等地发生武斗，造成死7人，伤8人。在2月26日至27日的羽山武斗中， 400多亩山林被烧毁，数万棵树木被砍伐，经济损失达数十万元。

三、中共中央举办“徐海班”，促进群众组织大联合

举办“徐海班”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全国的一件大事。徐海指徐州、连云港地区，即东陇海铁路线两侧。当时这一地区的行政隶属江苏省管辖，而军队隶属济南军区管辖。东海县以及徐州、连云港地区的武斗在全国是比较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两大“造反派”组织水火不容，武斗频繁，这种严峻形势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由于情况错综复杂，武斗逐步升级，形势越来越乱，1968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徐海班”，将两派的主要头头和驻军领导调到北京办学习班，大家坐下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始“徐海班”只有几十人，原头头赴京了，新头头又产生了，继续在徐海地区组织对抗，这批头头离开了，下一批头头又接上了，致使北京的“徐海班”越办人越多，最后竟达到近千人，是中共中央所办各地学习班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1968年6月24日，由中共中央开办的“徐海班”是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徐海班”的全称为“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地点设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68年7月11日开课。东海县两派群众组织各选出50名学员、共100人参加“徐海班”学习。在“徐海班”学习期间，东海县两派组织也和“徐海班”其他学员一样在北京还是冲突不断，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周恩来曾经亲自参与了“徐海班”武斗事件的处理，制定了“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必须注意的事项”（即“八条注意事项”），要求“徐海班”全体学员严格执行。但是还是有一些学员擅自逃课回家，继续搞串联活动，有的经多次催促还不回京参加学习。

9月6日，参加“徐海班”学习的东海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收缴武器停止武斗的协议。9月10日，东海县支左办公室发出给全县人民的公开信，强调和宣传“踢”、“支”两派群众组织要认真履行“收缴武器，停止武斗”的协议，尽快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徐海班”结束，东海县两派赴京代表返回后，遵照毛泽东主席“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的指示，东海县开始着手进一步解决派性问题，责令两派群众组织解散“武斗队”，交出各式武器。

1969年6月19日，经中共第68军委员会批准，东海县“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成立。东海县革委会有委员57人，常委15人，军代表刘宗宾任主任委员，吴金山、王道友、丛景桂、徐廷林、戚万庭等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10月3日，成立中共东海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由军代表、县武装部长刘宗宾、吴金山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随着东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东海县各个公社、大队和县各厂矿、企事业单位也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播放了“徐海地区革命形势好”的专题新闻。12月9日，东海县革委会又调整了办事机构，决定成立县农业科、工交科、人事科、粮食科、文教科、卫生科、财政科、物资科、交通科。同时又成立了县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筹备办公室。1971年5月后，东海县各级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恢复正常运转。

 

 

 

第十八章 “斗、批、改”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运动是“ 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968年9月，东海县建立革委会后，遵照省、地委的指示和安排，立即投入“斗、批、改”运动。与此同时，还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等所谓的对敌斗争运动，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第一节     举办学习班和“五七”干校

一、举办县全委学习班

随着中共中央开办“徐海班”，东海县“支”派和“踢”派的武斗现象渐渐平息， 实行“三结合”， 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中共中央“徐海班”结束后，东海县革委会又集中自京返回的“徐海班”学员和在东海的两派代表举办学习班，开展“三比三看”活动：一是和全国大好形势比，看东海县落后成什么样子；二是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比，看我们跟得紧不紧；三是和毛主席对徐海地区的关怀比，看对毛主席忠不忠。学习班期间要求两派头头们“斗私批修”，多做自我批评。东海县革委会学习班结束后，两派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地服从大局，不算旧帐，不带派性，不争地位，搞好“三结合”。1970年2月24日，东海县举办了3期全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进一步学习毛主席、中共中央对徐海地区的批示。3期学习班分为政策学习班、清队重点人员学习班、清队学习班。学习班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老五篇”。通过学习，消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倾向，稳定社会安定局势，将人们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把一切精力引导到东海县工农业生产的各项建设上来。

二、兴办“五七”干校

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并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 “五七”干校配合整党的需要，为了使干部“革命化”，使机关“革命化”，通过干部的下放劳动达到精简机构，改造干部的世界观，使他们真正做到“能官能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目的。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客观背景下，反而变成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1969年8月9日，东海县革命委员会在6070部队驻地（新沂县徐塘庄）举办学习班，原东海县县级机关干部除留少数人在革委会工作外，其余600多人进学习班学习。徐塘庄学习班学员一面劳动，一面进行“斗、批、改”。东海县兴办“五七”干校相对与全国来说是比较晚的。1971年1月2日，东海县的“五七”干校才在东海县党校宣告成立，齐瑞起任“五七”干校主任，董必成任第一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东海县的“五七”干校由党校、西双湖捕捞队、西双湖渔种场和药材场组成，分成四个连队，种植药材、开垦果园、养鱼养猪，实行军事化管理，自耕自食，粮油肉菜实现四个自给。1971年有289人被迫在“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其中科局级54人、科员股长级91人、一般干部144人。年龄40岁以上的有168人、体弱多病的有52人，身体有残疾的1人。东海县的各级干部也都轮流被集中到学习班学习，或到“五七”干校去参加“斗、批、改”。在干校内的学员，一旦被怀疑有“问题”就会立即隔离审查，在一个多月时间内被列为“重大专案”的由35件上升到40件，有102人被查出有“严重问题”。接受“劳动改造”和“审查”。“五七”干校还经常请贫下中农到校作忆苦思甜教育，干校学员也经常到附近的茅墩、蔡塘、望烟等农村参加田间繁重的农活。参加党校学习的这批干部直到1974年才陆续得以分配工作。

 三、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此后，“工宣队”、“军宣队”又进驻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东海县在向县属中、小学派遣“工宣队”的同时，各公社中、小学都各自派遣了贫下中农宣传队。各公社中、小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各大队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各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兼任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长，一般由大队“贫协主席”进驻学校，具体领导和监督学校事务。东海县多数贫协主席半年左右即撤出学校，也有存在较长时间的。1974年，东海县革委会向东海县中学重新派驻工宣队，农村各中小学校也加强了贫下中农对于学校的管理，此时尚有学校“贫管员”87人，管理学校经济帐目，参与学校的重大事务决策，还有一些“贫管员”擅自干预教学，说“学文化不如学务农，打下粮食才是根本”，带领年龄稍大的同学参加农村生产队的农活劳动，很多学校经常有“贫管员”与校长发生冲突的现象。一些“贫管员”还转入了中小学的教师编制。

四、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

1969年10月初，东海县委组织“斗、批、改”学习班15天。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和“七·二三”布告[5]、“八·二八”命令，开展谈心和“一帮一，一对红” 活动，召开“斗、批、改”讲用会和座谈会，对“私”字彻底亮、狠狠斗、坚决改，做到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疼。个人摆、个人斗；大家摆，共同斗。摆私字危害，控私字罪状，剥私字画皮，追私字根源。在进行“斗、批、改”的各项工作中，一再强调要“大批判开路”。这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下的一切成就和各种政策法令、工作条例、规章制度。许多地方不准养猪，不准养羊，不准养鸡，不准做手工业。生产队实行学大寨，记大概工，有时社员出工不出力。各地割私有制尾巴、挖私根，收回自留地，批判物质刺激，取消定额记工制度。程度不同地取消或限制集市贸易。街头设岗，满街追人，不准农民集市贸易。平明公社上房集，地处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逢集时农民为躲避禁令，只有跑到“三合水”的庄稼地里偷偷地交易。

在教育界，批判所谓的“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分数挂帅”。学生不上课，要学工、学农、学军，城镇学生到工厂干粗活，农村学生到生产队干苦力。文艺界把17年文艺工作和文艺作品，几乎全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批判。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要查“封资修”。东海县文化馆整理地方史料而遭到大肆讨伐，编辑和作者被反复批判，闹得人人自危。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指出：“随着斗、批、改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即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思路，在1968年、1969年的“斗、批、改”高潮之后，紧接着便是1970年的经济“跃进”。

196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指出,要彻底清查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同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要求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随即在全国开展了“清队”工作。江苏省委和徐州地委也发通知，要求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随即，东海县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开展了“清队”工作。

1968年6月，东海县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要求按照中共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坚决打好清理阶级队伍这一仗。东海县革委会根据徐州地委关于《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的决议》精神，作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具体部署。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东海县属各局、公司、公社、厂、站、学校都相应成立了“清队”领导小组。 “清队”的主要对象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九种人”。东海县按照上级部署切实地开展了这一工作，1969年8月８日，东海县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具体负责 “清队”工作，在全县进行“清经济，清阶级队伍”。部队代表张永富负责东海县的“清队”工作。“清队”办公室有22人组成，下设秘书组、定案组、清经济组、清档案组、安峰山事件组等５个小组。通过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召开誓师大会、批判大会和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掀起群众性的大排、大查、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的高潮。东海县革委会在全县开展了“十排十查”活动：一排地富反坏右表现，查他们的破坏活动；二排外来户口，查隐藏潜伏的敌人；三排干过敌伪工作的人员，查他们的旧帐；四排参加工作比较早的老党员、老干部，查叛徒、投敌分子；五排漏管漏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查原因，追根子；六排涉外归来的人，查暗藏的特务；七排历次运动中的下台干部，查他们的表现；八排对现实不满的人，查新生的反革命；九排解放以来发生的政治案件，查隐藏的敌人；十排长期落后的单位，查里面的根子。“十排十查”活动搞得声势浩大，城乡上下到处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至1970年5月，东海县共定性处理95人，其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戴帽的11人、不戴帽的10人，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戴帽的25人、不戴帽的49人。

“清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在运动中，以所谓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形式，大搞挂牌揪斗和游街示众，给其中不少同志扣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蜕化变质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和“新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清队”对干部队伍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后来，东海县先后多次进行了复查和落实政策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再次进行复查“清队”工作，全部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东海县在清理阶段队伍的同时，还狠抓战备教育。从1969年9月起，东海全县广泛进行了群众性的战备教育，普遍举办以加强战备为主题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苏修的战备思想教育，建立了东海县民兵独立团，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1970年2月27日，东海县民兵独立团建团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各公社民兵代表近万人，徐州地委及各县派来宾前来致贺。东海县还组织、训练对空射击、救护、抢修、消防、治安等防空专业队伍，初步建立了警报通讯和组织指挥系统。

五、“整党建党”和否定原规章制度

从1968年底到党的九大前后，全国普遍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逐渐恢复了各级党的组织生活。1969年10月3日，中共东海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刘宗宾任组长。1970年7月24日，东海县“整党建党”办公室成立。1970年8月，根据徐州地委“整党建党”的工作意见，东海县此次“整党建党”的要求是：1.加强领导，有主要领导亲自抓。根本一环是学习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2.积极赶上去，争取半年左右建立县委。3.突出思想整顿，真正解决思想入党问题。4.抓好整党试点，宣传推广桃林公社 “一厂二校式”典型。5.正确做好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工作。6.逐步把团的组织建设好。1970年8月11日，桃林公社新党委建立。

1971年5月26日至29日，中共东海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牛山镇召开。会议正式代表665人，代表东海县17 628名党员。大会听取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工作报告，并通过决议：1.认真读书，努力实践；2.坚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3.加强领导，坚持各项制度。会议选举中共东海县委委员39名，候补委员6名。随即召开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刘宗宾、王道友、武思桥、刘贵德、秦宝瑞、王京田、李光兰、秦玉荣10人为常委；选举刘宗宾为县委书记，王道友、武思桥、刘贵德、秦宝瑞为副书记。年内，东海县各公社、场、园、镇，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及县直机关相继建立党委或党支部，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1973年3月1日，共青团东海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新的东海团县委。谷佃广为书记，印志勤为副书记。

此次“整党建党”，虽然恢复了东海县各级党组织，但“整党建党”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仍然实行了一系列“左”的方法，如“开门整党”，即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大评论、大总结”；党员要进行“斗私批修”，党组织要进行“吐故纳新”等。所谓“吐故”，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所谓“纳新”，就是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吸收入党。 “吐故纳新”使一部分党员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也使许多派性头头、打砸抢分子混入党内。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严重不纯。

在工厂企业“斗、批、改”初期，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理解为基本废除“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工人进行管、卡、压的各项规章制度，而代之以准军事性质的组织体制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学习、评改以及革命大批判。按照“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精神，对新中国成立后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大破大立”。特别是对于在我国调整阶段制定的一系列工作条例，如《工业七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等，统统砸烂，完全否定。实际是有“破”无“立”，盲目废除了旧的，终究也未建立新的。

六、精简机构与下放干部

下放科室人员，主要是实行自上至下的精简下放。在极左思想影响和派性支配下，许多单位在“精简下放”的名义下，把大批干部、文化工作者、技术人员下放，借机排斥知识分子和异己力量。

干部下放劳动也是“斗、批、改”运动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省地县的各级党政机关基本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原来机关中的一部分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批斗，住进“牛棚”，一部分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坚持工作，还有一部分在家无事可做。1969年1月16日，东海县接受首批江苏省下放干部12人，分别被东海县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安排在张湾公社的前湾、后湾和河南3个大队安家落户。张湾公社为此专门召开了欢迎会，夹道欢迎从江苏省下放干部。东海县安置办对省下放的干部非常关心，经常到张湾公社帮助下放干部解决政治、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具体问题，在职权范围内，尽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特有的社会政治现象是共和国史上的重要一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复课闹革命”需要同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校毕业生的安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也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发展停滞，致使大量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分配。他们或滞留学校继续“造反”，搞“斗、批、改”，或流落社会，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一、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

1968年12月，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自从毛泽东的号召发出以后，东海县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广泛宣传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东海县利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细致宣传上山下乡的政策，很多家庭也自发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家庭会，动员子女到农村去。教育子女坚决走毛泽东主席指引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很多在农村的亲属纷纷写信鼓励在城市的亲人或同学到农村安家落户。东海县先后召开三次干部动员大会，在广大干部中宣传党和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和省地委的部署安排，号召干部子女要起带头作用，积极响应下放工作。东海县充分利用广播、墙报、宣传车等媒介广泛宣传。要求迅速行动起来，使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写申请书，写决心书，强烈要求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并身背行装，奔赴农村。各地广大贫下中农也是热烈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积极准备，热情迎接和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

1970年5月21日，东海县革委会下发《关于城镇“三届毕业生”下放工作的意见》，动员东海县1966年至1968年家居城镇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包括半工半读和其它中等学校毕业生）到张湾、浦南公社插队。这批下放的学生包括户口在牛山镇的、在东海县境内的各国营农场（园）的、在东海县境内的铁路系统和驻军的“老三届”毕业生。毕业后已经有工作的，也要离开工作岗位，服从统一下放。东海县委还规定，以后各个厂矿不得招收“老三届”毕业生。

二、下乡“知青”的安置

1968年，东海县接收知识青年1 053人，其中来自徐州466人，南京314人，镇江228人，东海本县45人。安排在岗埠农场681人、桃林公社108人、李埝林场61人、马陵山果园59人、东海种马场59人、东海种猪场30人、山左口公社27人、平明蚕桑场18人、黄川公社10人。

1970年，东海县接收到农村落户人员2 939人，其中来自连云港市的“知青”2 499人，东海本县“知青”258人，下放干部33人，城镇居民141人，外省市回乡“知青”8人。1968年到1975年，每年都有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或是干部下放到农村生产第一线。

 东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主要有插队、插场和转点这三种形式，转点包括回乡返藉、投亲靠友在农村落户。在这三种形式中，插队又是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陆续下放到东海县的知识青年累计有5 664人。

1970年4月上旬，在连云港市知识青年下放前，东海县革委会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会议和青湖公社安置工作现场会。会议深入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和省地委的工作要求，使与会人员充分认识到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重大意义。青湖、安峰、房山、城头、白塔、横沟等公社在会上表示要发扬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连夜回去研究贯彻安置工作。为更好地使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东海县革委会专门下发了《关于做好连云港市插队青年安置工作的意见》，各社队都相应成立了再教育的领导机构，东海县105个插队小组都能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连云港市知识青年被安排在东海县的15个公社123个大队705个生产队。其中：平明387人、房山299人、安峰261人、横沟254人、青湖241人、张湾184人、洪庄167人、白塔155人、双店154人、城头154人、石湖142人、驼峰138人、山左口78人、李埝68人、浦南54人。

1970年1月12日，下放至东海县的还有来自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徐州的知识青年，他们组成了江苏省南京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1师第五团。

安置“知青”的住房全部由社队自力更生解决，东海县各大队、生产队共腾出房屋1 898间，其中公房1 066间，社员住房832间。“知青”所住的公房多是大队或生产队的场屋、仓库、办公室、车库、油坊甚至是牛马棚；“知青”所住的社员房多是东西厢房、阁道、炮楼、看护房等。1971年，为了缓解“知青”的住房困难，东海县革委会组织各方面物力、财力新盖房屋600多间，房山公社在四季大忙季节，在短短一个月内新建房屋148间，青湖公社东丰墩大队、白塔公社埠后大队都是当时为“知青”建房的先进单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落户农村，广大农民群众是欢迎的，农民以纯朴的感情热心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等诸方面的困难。知识青年在农村与所在地的农民一样参加农业生产，按出勤的实际工日记工分，同工同酬。“知青”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多是社员捐赠的，或是临时借用的。多数社队为“知青”准备了初来“垫底粮”和蔬菜地，房山、青湖等条件稍好些的公社规定“知青”的口粮每月不得低于19公斤，不足部分由生产大队给予解决，对于炊饭用草，由“知青”到生产队社场上自取，一般都不予限定。多数“知青”所在公社的生产队，在生活上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吃饭问题。有的生产队没有草，由所在的公社通过调剂给予适当的解决。很多公社还为“知青”举办“忆苦思甜会”、“阶级教育现场会”，教育知识青年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节约用粮，使广大知识青年和社员一样勤俭过日子，有的“知青”还有余粮。广大社员对知识青年的生活都很关心，经常到“知青”住处嘘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房山公社季墩大队有一位老队长就被“知青”称为贴心人；许多公社、大队干部亲自把钱、粮送到有病的知识青年家里；白塔、洪庄、平明、驼峰等公社都把关心“知青”生活当作政治任务来抓，给“知青”和“知青”家长以极大的安慰。

在东海县接收的“知青”人员中，社会青年占较大比例。横沟公社1969年接收的141名插队青年中，知识青年只有24人，社会青年占83%以上，多半文化程度较低，有的人还有不良习惯，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给农村的生产活动和文化建设带来了生机，大部分“知青”的表现是积极向上的，有12人担任了公社干部，有25人担任了大队、生产队领导职务，有7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有121人当上了赤脚医生，有46人当上了民办教师，有51人做会计或记工员，有51人任农技员等，成立“知青”科学实验小组190个，参加科学实验的“知青”达825人，涌现了不少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房山公社兴谷大队知识青年黄庆娟担任公社团委书记以后，更加刻苦学习，更加努力工作，一心为集体养好猪，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石湖公社团池大队知识青年张凤英带领知识青年，大胆进行科学实验，使水稻亩产达到568公斤。

不少知识青年因身体虚弱而出勤少造成“超支”，都依靠家里的补贴维持着在农村插队的生活。据房山公社统计，1972年210名知识青年在年终工分决算时，得钱的只有164人，其余的“知青”全部“超支”。对于在城镇中长大的知识青年，毕竟农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缺乏劳动技能，思想不适应，生活不习惯，成为知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少知识青年认为到农村去是临时的举措，忍着一、两年就可以回去，国家就可以分配工作，他们盼望着离开农村，纷纷要求进厂、进矿，当兵、上学。

三、“知青”回城

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一是劳动艰苦，二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加上有的插队点长期无人过问，造成“知青”中一些人经常不辞而别，回城不归。1970年下放到东海县的“知青”，有的回城里干临时工，有的编芦席，有的做鞭炮，有的贩卖虾皮等海产品，有的倒卖粮票、布票及当时紧俏的商品。

“知青”回城工作始于1970年，东海县革委会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有计划地逐步安排“知青”回城，主要形式是招生、征兵和招工，以及为数极少的招干。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将全国的各类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解放军的征兵名额以及省地区企事业单位的招工名额，下达到“知青”下放所在的公社，由公社具体负责推荐和选拔。主要条件是：下放插队锻炼必须在2年以上；政治思想表现好；生产工作积极，能吃苦，与贫下中农关系融洽；社会关系清白；党团员优先，劳动模范优先等。

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特殊产物，招生的形式，其办法不是通过高考，而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来源不受年龄的限制，要求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以及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的招生报告中指出：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给下放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另一条走出农村的道路。

1971年10月底，首批招工回城安排工作的知识青年是1968年下放的1 053人中的5人，其中马陵山果园3人，黄川公社2人。

1970年下放到东海县的“知青”中，有49人患病，其中15人在1972年秋后回城，还有独生子女26人，父母年迈确实需要照顾的，也回城安排工作。到1975年，东海县迁出的“知青”289人中，除招工、招生和当兵外，多属于这种情况。

1973年夏，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了调整。10月15日，东海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武思桥任组长，李光兰，鲁少时任副组长，负责知识青年插队和有计划安排回城工作。1977年，国家决定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制定有关政策，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逐步安排他们回城就业。东海县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和省、地委的指示，对“知青”回城安置做了不少工作，对已经下乡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无人照顾的家庭，在国家计划招工时给予照顾，或者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安排工作。对因为严重病残失去劳动能力，在农村无依无靠的插队“知青”，父母和直系亲属要求将其迁回家给予照顾的允许进城落户。对1户家庭有3名“知青”下放的，明确可以照顾安排1名“知青”，其人选由家长决定。在“知青”安置工作中，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对安置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妥善地给予了解决。

至1979年，东海县大批下放“知青”除在农村已婚的或有其他原因不便或不愿回城的外，陆续全部回城。

 

第四节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及其纠错

一、“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指1970年在全国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活动。运动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但在 “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中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

1970年2月24日，东海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群众运动的指示》，要求结合农村广泛开展的两条道路斗争教育，部署“一打三反”运动，号召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新高潮。

一、广泛开展大批判，发动群众。各公社、大队、企事业单位除了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开展革命大批判外，还普遍建立大批判小分队，利用田头、场头搞“口诛笔伐”，召开大型群众性会议，开展“上挂黑主子”，“下联活靶子”的大批判，批判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活动。通过召开“忆苦会”、吃“忆苦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少公社发动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讲家史、村史进行忆苦，讨论“为什么旧社会苦，新社会甜？”、“现在为什么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三、组织宣传队和工作组，分赴重点社队，宣讲走社会主义道路，堵死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反对投机倒把，强调社员自留地只能生产自食自用的产品，集体生产的粮棉油等一类产品一律不准进入集市。

1970年10月10日至12日，东海县在房山公社召开“一打三反”运动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场、园、镇的领导干部，以及县直各厂矿企事业单位代表和驻各单位军宣队、工宣队部分骨干成员等共300多人。会上肯定和表扬了房山公社“一打三反”的成绩，进一步强调了“一打三反”运动的意义，对照省地委的指示，也检讨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971年2月、10月，东海县分别在洪庄公社和城头公社召开“一打三反” 现场会。1971年12月11日，东海县又召开了县直机关及牛山镇各单位领导和骨干千人大会，进一步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1971年，东海县抽调80多人组成6个宣传队，进驻敌情比较复杂的公社和县直单位，宣传“一打三反”运动。

1971年，东海县新挖出“叛徒”998名、“特务”540名、“现行反革命分子”55名、“历史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610名。落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总金额131 374元、粮食9 444公斤，追回赃款227 253元、粮食6 017公斤。在定案处理的409件案件中，作为敌我性质处理的有28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有141件，不定性处理的有240件。

为期3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为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一些作用，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夸大敌情，片面强调所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特别是把群众的一些长途贩运、集市贸易当作“投机倒把”对待，由此造成一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在1979年和1980年的政策复查中，全部给予了平反纠正。

二、深挖“五一六”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所谓“五一六”，最早是指一度存在的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当时被看成一项极其重要、极其严肃、极其秘密的政治任务。东海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上级要求成立办公室，专门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清查工作开始以县革委会机关、县属企事业单位、“五七”干校为重点，后将清查范围扩大到集镇和农村。各部门和公社都确定由第一、二把手负责，配备绝对可靠的干部，形成一条严密的上下单线联系的工作网。

在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的基础上，东海县开展大排大查的检举揭发运动，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和背景下，清查“五一六”成为全县上下人人自危的运动。

1971年4月29日，东海县革委会第二清队办公室（即清查“五一六”办公室）成立。从5月开始，在全县进行清查“五一六”分子。县直机关、工交、财贸、农林、粮食、文教、卫生等系统都分别举办清查“五一六”学习班，在学习班中对一部分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逼、供、信，至当年9月中旬止，所谓的“五一六”分子被迫害致死的有5人，各系统清查的重点对象有100余人。至1972年，在全面清查、坦白交代中，东海县革委会先后召开四次大会，有坦白认罪大会、坦白交代大会、坦白揭发大会、坦白批判大会，被认定为“五一六”分子的有干部、工人、学生。在所谓“名单在册，材料在手”的恐吓下，一时城乡上下，人心惶惶，有的人前一天还在台上主持会议，第二天就成了“五一六”分子。
      清查“五一六”使不少人政治上背包袱，精神上受折磨，家属亲友受牵连，甚至还造成了“死、伤、残”的恶果。

1975年4月6日，东海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对1971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进行复核，东海县没有一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对被错定的“五一六”分子，全部给予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和工作，对家属和子女也作了妥善的安排。

 

 

 

第十九章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70年代初，东海县委在省、地委的领导和安排下，积极开展“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纠正了一些极左做法，各行各业得到全面的整顿，特别是农业战线的成绩尤其突出。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东海县进一步抓好工农业生产和企业管理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

第一节 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1970年八九月间，陈伯达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鼓吹“天才论”，企图为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制造舆论。全会结束时，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971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东海县委按照省、地委的部署，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党员和干部中广泛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从1971年5月开始，东海先后举办4期“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人员有县级领导、各部、局、科、组党员负责人，各公社党委书记、各厂矿、场圃、学校、企事业单位党支部书记和支左解放军连以上干部，共有1 200多人次，历时3个多月。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失败后，乘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东海县委根据省、地委的要求，按照保密级别的规定，先后传达中共中央〔1971〕57、61、62、64、65号文件，在全县范围内，分级、分批向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干部、群众对此感到极大的震惊，对中共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坚决拥护。在传达学习中，开展宣讲、讨论、回忆对比、声讨、批判、民主总结等一系列活动，认清林彪的反党路线和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特别是要谋害毛泽东主席、另立党中央、叛国出逃的种种罪行。

 根据省、地委的决定，东海县各级党的组织在党员群众中广泛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的文件，学习毛泽东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批判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东海县委认真组织学习毛泽东主席“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进行对照整风。东海县印发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批林的讲话。

1971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后，中共东海县委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进行了艰难抵制和斗争，使被冲砸瘫痪的组织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县工会、共青团、妇联相继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

 

第二节   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两步设想[6]”。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为难之际，面对重重困难，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三项重要指示，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强调指出：全国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研、军队各个方面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首先从公交部门开始，提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坚决反对派性等三条整顿方针。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对铁路运输进行整顿。会后，铁道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首先到徐州，在江苏省委和徐州地、市委配合下，召开了几千人、几万人、十万人的大会，宣讲中央9号文件，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特别严重了领导干部进行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到期不改，则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惩办了煽动闹派系、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全国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经过整顿后，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随着铁路运输的好转，整个工业生产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局面。1至4月，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思想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热烈欢迎。

 东海县委根据省委部署，从3月12日，开始，组织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万里在徐州的多次讲话以及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克服派性的四项规定，各行各业开始进行全面整顿。

 首先是进行思想上的整顿，主要方法是进一步开展“一学三批五大讲[7]”活动。放手发动群众，直接依靠群众解决问题。采取典型示范、领导带头等方法，联系本地实际，批判派性，拆墙、填沟、解疙瘩，进行团结的教育；端正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路线，增强党性，克服派性，以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8]”为武器，弄清什么是大局，什么是小局，什么是党性，什么是派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提倡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对少数坏人和帮派势力坚决给予打击，并充分利用其反面教员的作用，在群众进行批判。接着，县委积极抓好组织整顿，把克服派性和“软、懒、散”、建立强有力的各级领导班子作为组织整顿的任务。

  在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的基础上，县委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首先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清查“五一六”中发生的问题处理好，对被错误审查的干部进行平反。东海县委还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革委会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纠正“清理阶级队伍”和“深挖‘五一六’”等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恢复被错误处理的党团员的组织生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与此同时，对老干部，老工人、老劳动模范和技术骨干落实政策，动员科技人员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在各行各业严格各项必要的管理规章制度。

通过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县委开始理直气壮地整顿生产管理秩序，组织大干快上，巩固和发展好的形势，各条战线出现良好局面。

1970年以后，在全国北方农业会议精神鼓舞下，东海县干部群众顶住“左”的干扰,坚持抓好工农业生产,使生产面貌有了初步改变。1971年，东海县粮食实现自给有余。197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21万吨，是1969年的1.8倍，上交商品粮等于解放初的1950年的东海县粮食总产量。棉花、油料及林牧副渔都有较大发展。主要经验在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革耕作制度，水稻面积由1970年的35万亩扩大到80万亩。同时，农业机械化步伐加快，东海县四级科学实验网络初步形成。东海县委又制订了在“五五”期间，粮食亩产过“长江”，每户贡献1吨粮的规划。

为了加强领导，1975年7月29日，东海县委成立“农业学大寨”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许昌继任组长，下设学大寨办公室，朱平凡任主任。

1975年9月18日至20日，东海县委组织第一批“农业学大寨”工作队590余人，分两批进驻黄川、岗埠等10个公社116个大队开展学大寨工作。

1975年10月28日至30日，东海县委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各单位党组织及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东海县委书记李华传达了中共中央领导讲话，介绍了昔阳建设大寨县的决心和初步打算。强调抓好当前，完成秋收秋种，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热潮。11月22日晚，李华在东海县广播大会上向东海县人民发出了“举旗抓纲学大寨，东海山河再安排。两年建成大寨县，每户贡献1吨粮”号召。1970年冬，东海县组织10万余名民工开展三大水利工程（蔷薇河、沭新渠、石安河）会战。县委副书记秦宝瑞任总指挥。新挖石安河8公里，建沭河渠道23公里，疏浚蔷薇河吴场至临洪段。共完成土方1737万立方米，石方9万立方米，总投资328万元。1972年至1980年，龙梁河经过10期施工全线开通。1973年5月，房山、芝麻翻水站竣工。1974年4月，石梁河翻水站竣工。1975年6月5日，东海县治淮工程团成立。1966年至1976年，东海县一大批小型水库纷纷竣工。如石寨水库、种马场水库、后贤水库、朱洲水库、龙口水库、山左口鲁庄水库、季岭水库、黄塘水库、双店狼墩水库等。一大批水利电站、泄洪闸、翻水站等也纷纷竣工。仅1971年，东海县的水利投资就高达612万元，社队自筹154万元。东海县农田灌溉网络得到进一步完善。1970年，东海县旱改水面积达55.51万亩，1971年达到80.04万亩。

经过全面整顿，东海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75年，东海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为47 258万元，比1974年增长了12.5%。

 

第三节  抵制“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使全国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江青反革命集团把邓小平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于1975年末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竭力否定1975年经济建设的成就，把全面整顿说成是“右倾翻案”，把整顿“软、懒、散”领导班子说成是打击“新生事物”，到处宣扬“走资派还在走”，再次批判“走资派”。在农村，他们重新挥舞起“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把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说成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发展多种经营斥之为“诱发资本主义”，使各级党政机关无法集中力量组织和指挥生产。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再次受到打击，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再次受到破坏，使持续9个月的各行各业全面整顿工作被迫中断，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面对突如其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东海县干部群众普遍感到很突然，难以理解。但作为地方基层党委，又必须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是矛盾的。

1976年2月5日至20日，东海县委举办有650多人参加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班。2月27日，召开有200多人参加的全委扩大会议，干部群众学不明，听不进，在发言中只能跟着应付，会外却在交流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1976年3月，东海县委举办300多人的理论骨干训练班。4月，东海县委又召开党支部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强调各级领导要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机关单位、农村社队的学习，主要由理论宣传员读文件、学文章，干部群众大都迷惑不解。1976年9月4日，中共东海县委下发《关于抓住要害，狠批三株大毒草，掀起批邓新高潮》的通知，但广大干部群众对批判所谓的“三株大毒草”（即“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均有不同看法，凭着朴素的认识和经验都认为不能再乱了，中国到了需要有人牵头整顿的时候了，搞经济、搞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没有错。双店油米厂一厂长在组织职工学习时,仍按企业管理的既定安排,把全厂的管理制度建立了起来。

 

 

第四节 欢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京逝世，东海人民以各种形式举办悼念活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为了压制、破坏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以“化悲痛为力量”为借口，下令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送花圈，限开追悼会。即使这样，人们还是自发地臂缠黑纱，胸戴白花，设置灵堂，在周恩来的遗像前敬献花圈。东海县从1976年1月8日至12日，全县有近5 000余人自发组织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活动，借以表达对“四人帮”的痛恨，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东海人民纷纷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深切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决定建造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向全国闻名的“水晶之乡”东海县下达选送一批优质水晶的任务。东海县委接受任务后，组织人民群众日夜寻找和开采水晶。县委领导坐镇一〇五矿，组织人员精选水晶。县城其他厂矿的企业职工、县直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城镇居民都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感情，自动来到一〇五矿参加精选水晶工作。共选出优质水晶32吨，分别用飞机、火车运到北京、上海、锦州等地，作为制作水晶棺的原料。

9月17日，东海县委、县革委会举行全体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国各族人民书》和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9月18日，全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事业及各公社、大队近万名代表在县城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毛主席，各公社、各大队设立悼念分会场，同时开展悼念活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从而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0月24日下午，东海县组织50万人收听首都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实况。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游行时人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盛况空前。为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人们纷纷举杯庆祝。10月24日，中共东海县委下发文件要求进一步深批“四人帮”：1.迅速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2.抓住“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三反”、“三搞”、“一篡权”的滔天罪行，着重分清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3.严格党的政策，要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大多数。认真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4.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5.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精力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