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宪利

[摘要]1940年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根据地频繁发动大规模“扫荡”，加上多年遇的天灾，山东根据地处于危难之中；更不利的是，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的集中统一领导等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反“扫荡”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直到1942年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委托刘少奇到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东海县西朱范村帮助解决问题。经过4个月的努力，刘少奇指导山东建立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广泛发动群众，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局面。

东海县西朱范村曾是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指挥部所在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1942年春，刘少奇由苏北返回延安筹备“七大”时，在西朱范村工作了4个月，以伟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力挽狂澜，破解了长期困扰山东抗日的一系列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予高度评介：“刘少奇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指导山东建立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局面。”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战胜困难、不断纠正各种错误，成就历史伟业。

一、危难重重

山东地区西邻冀豫，北依平津，东濒大海，南连陇海铁路，境内山脉纵横，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战略区的重要通道。1940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就特别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又先后发出了《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等电报，反复强调山东根据地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如此战略要地，日寇自然不会等闲视之。

1941年开始，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日军为配合德军进攻苏联，并为太平洋战争做准备，图谋肃清山东境内的抗日武装，打通南北战区，仅大规模的扫荡就进行了29次。特别是1941年冬，日军调动5万余日伪军对我鲁中区采用“铁壁合围”，纵横拉网“梳篦”式推进，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带来深重灾难。1942年，日军在山东集中的总兵力近16万人。其中日军4.7万人，伪军11万人。日伪还扩大占领区，大量建设据点，把我根据地分割成“井”“王”“田”字形的若干小块，妄图困死山东抗日军民，一举歼灭山东抗日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盘踞在山东，公开投敌反共的国民党军队有59股8万余人，经常袭扰抗日根据地，捕杀抗日军民。同时，山东连续遭受几十年不遇的旱灾和虫灾，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荒。抗日根据地机关、部队经常吃的是地瓜干、地瓜秧和带皮的花生饼。每到青黄不接时，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在日、顽夹击和灾荒频繁的情况下，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处境极端困难。

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为加强山东抗日的领导，先后派郭洪涛、张经武、罗荣桓、陈光、徐向前、朱瑞等领导干部和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进入山东。但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在与地方干部、地方武装的融合发展过程中，集体领导和经常的会议制度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尤其是1940年10月以后，山东分局领导人和第115师领导人之间在对山东抗战的战略等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较大争议，双方分别向中共中央发电相互指责，提请中央帮助解决。中央多次电示：“彼此间关系必须更密切，分局、山纵、115师师部应靠拢，住近统一领导。”但是，成效不太明显，仍没能解决军事统一指挥问题。在1941年冬的沂蒙反“扫荡”中，山东纵队独自率部迅速跳至外线，一度与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失去联系，根据地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次反“扫荡”，山东党政军人员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杀3000余人、被抓1万余人，被抢走粮食80余万公斤，群众房屋基本被毁，生产生活资料被洗劫一空。至1942年初，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军的“扫荡”封锁、蚕食下，面积不断缩小，鲁南根据地甚至被比喻为“一枪就能打透的根据地”，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

二、受托山东

中共中央、毛泽东十分重视山东根据地存在的严重问题，为尽快把山东抗日工作引向正确轨道。决定委托即将从华中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到山东帮助指导工作，以求慎重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在三大战略区独当一面地领导开辟根据地，是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山西新军创建工作。他组织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出色完成党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铁军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开创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1942 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山东时请加考察，予以解决。”为了使刘少奇更好地了解山东情况，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详细介绍了山东根据地现状和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电告山东领导人朱瑞、陈光、罗荣桓：“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一切必要材料。”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化名胡服）一行90 多人，带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在115师教导旅十三团（驻华中）团长周长胜率部队护送下，于1942年3月18日，从新四军军部江苏阜宁单家港启程，迎着料峭的春寒，晓宿夜行，机智地穿过日伪军数道封锁线，到达东海县安峰山下，与前来迎接的115师教导二旅（驻山东）旅长曾国华率领的部队汇合，安全通过苏鲁交通线。

4月10日，刘少奇一行经过22 天的跋涉，顺利抵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115师所在地东海县西朱范村，住进村里的一户地主大院里。他住正厅靠右边的一间房子，用两块门板做床，用包袱里换洗的衣服当枕头。正厅做会客和饭厅用，左边的1间由警卫员居住，其他随行人员住在附近的小湾、半路等村庄。

三、破局之策

刘少奇到西朱范村一住下，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先后和朱瑞谈了三天话，接着又同陈光、罗荣桓谈了一天一夜，然后同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谈了一天，还深入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听取反映和意见。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朴实话语，使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感到无比亲切；他那一贯民主和谦逊的作风，令人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他那深入细致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更令人钦佩不已。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很快掌握了山东根据地的基本情况，找出了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向中央写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山东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应对在执行中央政策、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锄奸政策等方面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

4月25日至29日，刘少奇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滨海区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他在充分肯定了四年来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中共中央“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能完成，在反顽固派斗争上表现不力；二是对建立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根据地还不巩固；三是减租减息的开展不够深入，基层群众没能深入发动和组织起来；四是丧失了一些建立政权的历史先机。已建立的政权，未能成为真正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五是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领导不民主。针对这些存在问题，刘少奇高屋建瓴，站在抗日全局的高度对山东分局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第一，要粉碎敌人的扫荡，并进行敌伪工作，向敌占区发展；第二，击溃顽固派对我们的进攻，加强友军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第三，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加强军区工作和改造政权工作。强调做好上述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调查研究，埋头苦干，打破主观主义、清谈主义、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到群众中去，到支部中去，改造一切不良的作风。

4月27日，为解决毛泽东所说的“领导骨干”问题，刘少奇召集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专门研究集中统一领导等问题。会议决定：(一)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二)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并办公，三个机关原有直属队共万余人，缩减至3500 余人(含抗大、特务团、党校在内)，所有工厂、医院、学校及后方勤务机关均拨归各战略区或裁撤，分局、师部只保留领导机关，两个学校加强各战略单位的工作与领导能力。师部、分局、山纵的干部统一分配。(三)山东纵队一旅拨归115师建制，胶东五旅亦成为机动部队，将来亦拨归115师。山纵其余各旅均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四)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副书记黎玉均驻115师师部，与陈光、罗荣桓一起办公，罗荣恒为主。这些措施的制定，旨在切实落实中央精神，彻底解决山东分局、115师、纵队领导各司其职，权力分散，不能效形成领导核心的问题。

在刘少奇的努力下，党的领导核心得到加强，班子的团结问题很快化解。5月4日，朱、陈、罗、黎4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做了深刻的检查，提出了整改的措施。

四、开创新局面

领导问题解决以后，刘少奇把组织广大群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首要任务，进一步推动山东抗日局面的大发展。他发现，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贯彻执行党的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不力。针对山东分局负责人忽视群众工作的实际问题，他十分尖锐地指出，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刘少奇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他特别强调：“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随后，刘少奇又连续作了《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报告，全面系统阐明以抗日群众运动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统一了广大军地党政领导的认识。大家一致反映：“今后方向明确了”“工作有办法了”，信心也更足了。萧华形象地称：“实际上是办了一次很好的党校”。他不分昼夜勤奋工作，据警卫员吴文桥回忆：“由于连续几天的报告，他嗓子都哑了，几乎讲一句话，就要咳嗽一声，脸色也不太好。我说找医生来看看吧，他总是微微一笑，摇摇头说：‘不要紧，上了一点火，过两天就会好的’”。

在西朱范村，刘少奇千方百计地接近群众，经常穿着一身粗布衣服，走村入户，一见农民就问：“你们村里有农救会吗？老乡是不是都参加了？减租减息减得怎样啦？”等等。而且，他还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应该找一切机会和老乡交谈，看看党的政策贯彻得怎样，群众的反映如何。刘少奇的心血没有白费，山东的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气象。5月4日，刘少奇亲自指导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并抽调300 名干部组成工作团，率先在莒南、临沭县的9个中心区、30个中心村、120多个外围村开展“双减增资”运动。不到2个月的时间，整个山东根据地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减租减息运动在根据地迅速开展。至1942年6月，仅滨海根据地的一个县进行“双减”的村子就达44个，增资人数1322 人，增粮近5万公斤，减租1191 户，减租土地达1.1万亩。轰轰烈烈地“双减增资”运动，极大调动了农民革命的热情，增强了全民抗日的群众基础，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在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和抗日民众团结一心，山东抗日斗争由被动转向主动，一个有武装、有群众、有政权三位一体的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托付的力挽山东危局的重任，并为山东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揭开了山东抗日斗争崭新的一页。西朱范村也由此载入抗日战争的伟大史册里。

（作者单位：东海县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