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谱是什么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等,是一种明血统、序昭穆，记载一个家族繁衍发展历史的著作。也就是说，入谱者必须是同宗共祖，因此，即使是同姓，未必就是同宗共祖，当然就不能修入一部家谱之中，就如同样姓王，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分为琅玡王、太原王、晋陵王等许多宗支。因此，民间流传“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并不太恰当。况且在古代，许多姓是相当不固定的，就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张良，本来并不姓张，他是韩国的后代，韩国当时是姬姓，与周文王、周武王同姓。但是后来韩国被秦灭了，张良的弟弟也被秦始皇害死了，张良要报仇，但他刺杀秦始皇未成功而被追捕，只好改姓张。又如汉武帝时的一个宰相田千秋，因年纪很大又有功劳，汉武帝就赐他入朝时能够坐车，因此，人们就叫他“车宰相”，叫着叫着就成姓车了。可见在古代许多姓是很不固定的，后来才慢慢固定下来。

其实在封建社会，有些姓还是在变动的，有因避仇而改姓的，如岳飞的后代，就有好多改了姓，特别是迁到东北一带的比较多。还有的是要避帝王的讳或受帝王赐姓，原来的姓就只好丢了。

再说王姓，在门第森严的魏晋南北朝社会，以琅玡王、太原王为高贵，他们总是以自己的郡望来区别于其他郡的王姓，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因为在当时，门第的高下，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于姓谱的记录，被视为当时的大事。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卷17《六朝重氏族》中就曾举例说：南齐“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乃琅玡王氏，而王敬则是晋陵王氏，姓氏虽同，由于郡望不同，门第相去甚远，当然社会地位相差很大，因而王俭愤愤不平，认为这样一来，是在降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可见在当时，同一个姓氏，由于郡望的不同，社会地位则全然不同。所以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一书中就指出，当时的社会，“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正因如此，当时高门大姓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修，以防备同姓寒门的假冒。对于家谱、族谱、宗谱这样一种特有的著作形式或文体，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青年人更加如此。

家谱、族谱，最初都由谱(表)与牒两部分组成，发展到后来又增加了传、图、艺文、家训等内容。而最基本的则是谱与牒两部分。谱者就是指用列表的方法来记载一家一族的世系发展过程。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说：“家谱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谱旧式，后史所本者也。”因为古代以表来表述世系之书均称之为谱，故将用表记述家史之书亦称之为谱。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指的就是司马迁在学周谱的基础上，编修了《史记》中的十表。《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开头便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谱十二诸侯，就是表列十二诸侯，即作《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迁多次称谱牒，实际上是指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也许有人会问，家谱这类书籍为什么要用列表的形式?主要是取其能够做到简而明，看起来一目了然。关于这点，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一文中也已指出：“世系设表，惟取其分别支派，使蝉联系属，皎若列眉，但书名讳，占地无多。”当然，单靠列表有些问题还无法得到反映，因而他在叙文中又说：“牒者，表之注也。表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号，历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茔墓而方，皆当注于名下，如履贯然，表线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详之，盖古法也。”[1]又在《家谱杂议》中说：“夫旁行斜上，周谱之法，原取便于稽检，使夫昭穆亲疏，一望可晓耳。至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识者，则谱家往往别编为牒。”[2]外篇一这些事例都告诉我们，家谱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编写的。后来的发展，内容也不断丰富，如家族中主要人物或称谱主，为其作传，有的是做过官，有的是学术上有过贡献，也有的是为社会作过贡献，如此等等，都应当在家谱中为其立传。章学诚认为“谱传即史传之支流”。不仅如此，章学诚还提出，家谱中同样应为妇女立传，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就曾这样说：“史传、方志，并有列女之篇，所以表内行也……刘向所录，劝戒并存；范史所标，但取高秀。后世乃专划于贞孝节烈，于义虽曰甚正，而途则隘矣。方志宽于史传，家谱自当宽于方志。内行可称，何必尽出一途？凡安常处顺，而不以贞孝节烈当其变者，有如淑媛相夫，贤母训子，哲妇持家，闺秀文墨之才，婢妾一节之善，岂无可录？则规规于节孝斯存，无乃拘乎!”章氏这番言论，明显是针对宋元以来理学思想而言。因为在理学家看来，妇女一生，只要做到贞孝节烈就行了，也只有做到这些，方能立传，因此，当时就流行着“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章学诚则认为妇女在家庭中只要有过作为、有过贡献、很有才华等，诸如相夫有力(即如今日所称之贤内助)、教子有方等，都应为之在家谱中立传。因为既然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的承传必然要靠全体家族成员共同努力，其中当然应当包括这个家族的妇女的贡献。若是能按章氏这个主张编写家谱，那么这个家族的子孙后代，不仅会知道自己的曾祖、高祖、祖父等在家族发展过程中各自所作出的贡献，而且也将可以了解曾祖母、高祖母等为家族所作过的贡献。章氏这一主张乃是前无古人，值得提倡和弘扬。除了传记以外，许多家谱都还绘有各种图。谱主或家族主要成员还绘有画像，祠堂、茔地，也都绘有平面图，注明所在位置和朝向。至于家谱中之艺文，则是著录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著作。章学诚还提出，除艺文而外，还应当设立“文征”，如此一来，这部家谱之内容自然就非常丰富了。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家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繁衍、承传、发展的历史，对此，历史学家实际上早已下了结论，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2]外篇四他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邵晋涵也说：“家之有谱，固与国之有史，州之有志而并重也。”[3]

二、私家之谱起源于何时

作为一个家族的私家之谱究竟产生于何时？就已有研究谱学的文章来看，显然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在西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有的则说在氏族社会已经产生了。这两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我们认为谱牒著作起源于西周，而私家之谱的产生则是秦汉以后的事了。关于这点我在《试论谱学的起源》[4]一文中已经有过论述了。而私家之谱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促使了这种私家之谱的大发展。

第一，门阀制度是私家之谱发展的基础和政治条件。两汉以来，由于地方豪族地主经济的势力不断发展和膨胀，形成了累世显荣的门阀制度，这些世家大族，大都聚族而居，多者数千家，少者千余家，方圆数十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群体。他们凭借着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只要得到推荐，就很快能够登仕。加之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又是为巩固世家大族利益的用人制度。因为当时的所有政权，都与这些世家大族是休戚相关的。就以东晋政权而言，就是得到北方南下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得以重建，其中琅玡王氏拥戴之功居多。因此，王导位至宰相，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当时社会上就流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司马氏所重建的东晋政权是与世家大族共有的天下。根据史料记载，王、谢两家在江浙一带占有了大量的良田。这些世家大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和特权，维护门第制度，又各自标榜自己的郡望，以达到垄断权势的目的。于是便大写家谱、族谱，不仅显示自己祖先做过高官，而且要表明自己门第的高上、郡望的优越。于是就出现了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都成为一时著名的郡望大姓。对这种现象，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邑里》篇中就曾指出：“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这些世家大族，便纷纷编修族谱、宗谱，以防止寒门同姓的假冒，垄断自己固有的特权。

第二，当时社会上的避讳流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须懂得谱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避讳之风盛行，因此，无论在官场还是社会活动中，都得熟悉谱系，否则不仅要得罪人，而且还会引发是非，乃至招来大祸。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颜之推亦深感无可奈何：“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之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无憀赖焉。”[5]一位学者尚且发出如此感叹，其影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齐高祖高欢，其父名树生，据《北齐书·杜弼传》载：“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杜弼为之辩护几句，高祖又骂杜弼，并“叱令出去”。因不小心而触犯了帝王的忌讳，就要遭到如此厄运。因此有些人由于自己的名字触犯了帝王之讳，宁可弃官不干，免得引来大祸。

此时不仅帝王的名字需要避讳，就连后妃亦是如此。著名的如郑太妃小名叫阿春，因此春字就得避讳，故当时地名中凡遇春字悉改为阳字，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而历史书凡称春秋者，皆改曰阳秋，于是就出现了《晋阳秋》、《汉晋阳秋》等书名。

而在日常社交中，凡涉及对方父祖之名时必须回避，否则将会引起对方的痛哭流涕。据《北史·熊安生传》记载，北朝儒生熊安生，会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这自然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由于避讳之风盛行，家谱就显得更为重要，不了解社会上那些重要的谱系，真是寸步难行。据《南史·王曾孺传》记载，谱学家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传为佳话，也说明作为一名谱学家确实不太容易。

第三，婚姻门当户对要以家谱为据。在门第森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必须门当户对方能通婚。门户之别在当时是不可逾越之鸿沟，如有违者，必将遭到制裁。所以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就曾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要证明确实是门当户对，宗族之谱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所有宗谱、家谱都必须注明郡望，从而也就可以知道门第之高下。许多出身寒门的大官僚，在得到高官以后，总是千方百计想通过联婚手段，高攀衣冠世族，以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拥有大权的侯景向梁武帝请婚于王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梁武帝回答说：“王谢高门，可于朱张以下求之。”[6]而宠贵一时的赵邕，想与范阳卢氏联婚，卢氏不从，逼出人命，“邕坐处死，会赦得免”[7]，还是落得个“除名”的下场。门阀豪族王源，将女儿下嫁于富阳满氏，世族出身的历史学家沈约，认为门第不当，专门写了奏疏弹劾王源，并要求把王源“寘以明科，黜之流伍”，把他从士籍中清除出去[8]。这些事实都说明，在门第制度下，世族与寒门之间的通婚限制是很严的，而社会上的舆论比法律还要严厉。因为联婚与选官一样，社会都很关注，特别是上层社会，一旦出现“越轨”现象，很快就会有人弹劾，何况一般官吏由于职能关系，必须熟悉各地的谱系关系，当然对于郡望、姓氏和婚姻关系也都比较熟悉，似乎这些内容都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所以我们说门当户对的婚姻现象同样是促使家谱、族谱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社会动乱，家族之间为了联系需要编修家谱、族谱。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的四百年间，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地主割据政权之间的斗争、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晋灭亡后的一百二十多年间，各族统治者先后在北方建立了许多政权，有所谓“五胡十六国”，其实共有七族二十三国。这些割据政权，旋起旋灭，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中原广大人民避乱南迁者十居六七。编修家谱、族谱就成为保持家族之间联系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名门望族，郡望乃是他们享受特权的重要标志，而家谱、族谱则是他们享受特权的重要凭证，离开故土后这个凭证自然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也都是促使家谱、族谱编修发达的重要因素。而那些世家大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甚至将自己的郡望也带到江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侨置州郡。这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世家大族南迁后所作所为，因为这些郡望都是他们标榜门第高尚的招牌，而家谱、宗谱则又是保护他们高门望族的护身符。所以他们无论迁到何处，这些家谱、族谱不仅都要带走，而且定居后还必须及时续修。他们就是靠这些才能得到当时政权的百般照顾和关怀。可见这些谱牒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只要有了谱牒，就可以“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9]。

此外，政府为了严格控制户口以保证户役征收，特别是为了控制广大自耕农民逃避徭役，也很重视编修家谱、族谱，特别是总谱、统谱，如州、郡谱。综上所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之谱所以会如此发达，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些家谱、族谱如今没有一部流传下来，但是从当年许多书籍的注释的征引中，还是留下了许多家谱、族谱的书名，笔者曾做了粗略统计：见于《世说新语注》者39种见于《三国志注》者13种，见于《史记注》者5种，见于《汉书注》者1种，见于《文选注》者3种，见于《水经注》者2种，可见当年许多学者在注释史籍或著书立说时，都将这些家谱、族谱作为重要的史料来征引。因为当时政府对修谱之事非常重视，严防伪造谱籍的事件发生，凡是伪造谱系者均严加惩处。南齐建武初，著名谱学家贾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10]。作为谱学家尚且替人作伪，说明作伪问题在当时社会上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一旦作伪成功，就可以享受世家大族的特权和利益。所以梁武帝在做皇帝之前给南朝齐皇帝上书中就已经指出：“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11]这条材料一方面说明谱牒对于世家大族保持门第特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出身寒门的人总想利用这一工具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使谱牒出现了讹误、诈伪等混乱现象。

至于家谱、族谱编修真正走入平民之家，还是宋以后的事。当然，其趋势自然是从唐朝后期开始，因为六朝以降的世家大族，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唐朝统治者这批新贵们的多次压制和打击，已经逐渐衰落凋零。唐朝后期参加过政治革新运动的政治家诗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视为这种衰落凋零的真实写照。加之唐中叶以后，皇室不再重视谱牒编修，谱牒著作出现了混乱不实的现象。《新唐书·高俭传》云：“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案，冠冕皂棣，混为一区。”这就足以说明，用编修家谱、族谱的手段来维护高门大族特有功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至唐，编修家谱主要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特权，而进入宋代以后，编修家谱、族谱则是出于尊祖、敬宗与收族的目的，要使族人知道本族姓氏受封之由来及始迁之祖何时从何地迁来，以及自己祖先长期形成的遗德和祖训，特别是本族祖先做过的那些善事和好的传统，所谓收族者就是团结族人。例如欧阳修在《欧氏谱图序》中就讲了他们祖先长期形成的祖训是：“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他们的祖先一直就以此精神来教育家族的子弟。在宋代除了欧阳修所修的家谱外，还有苏洵所修的苏氏族谱，这两部家谱如今都保存在各自的文集之中。而这两家的修谱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家谱编修，直至清代。

当然，欧、苏两家修谱理论和方法还不尽相同，而共同之处，则是都主张修谱应当“断自可见之世”，对此章学诚曾给予高度评价，在《高邮沈氏家谱序》中说：“宋人谱牒，今不甚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其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旨，可谓善矣。”[2]外篇二这个评价自然是相当高的，充分肯定了欧、苏两家修谱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搞牵强附会，断自可知之代，这在编写宗谱时最为重要，所以称赞他们“最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在《嘉善茜泾浦氏支谱序》中说：“宋人颇鉴前代之失，欧、苏诸君为谱，皆断自可知之代，廓清前人矫诬牵援之习，可谓善矣。”[2]外篇二这种精神尤其值得今天修谱者提倡!

谱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都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此也都必然具备着史学的某些功能、特点和性质。我们上面引了章学诚和邵晋涵等史学家对家谱、族谱所下的定义，而且充分肯定了其作用与价值，认为方志与家谱同样都是重要的地方文献，对于历史研究都具有同样价值。因此历代学者一直都很重视，无论是编修各类史书还是进行学术研究，都常有涉及。谱学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还曾一度居于显学地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是家家要讲谱学，人人要懂谱学，否则在社会上就无从交往，地方官若不懂谱系之学，则无从履行其任官职责，因此，统治者也高度重视，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还先后产生了一大批著名谱学家和谱学著作。所有家谱可信程度也比较高。自宋以后，不仅私家之谱盛行，而且还产生了年谱等形式的谱牒著作。特别是年谱，学术价值就更大了。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家传、家记、世传、家史等并不是家谱，因为家谱编修是要有一定格式的，关于这点，章学诚在多篇文章中早已作过论述。可是今天还是有人眉毛、胡子不分地乱讲，有人竟将《史记·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都一律说成是“自叙家谱”。若是这样讲法，那自叙家谱和他叙家谱就实在太多了。众所周知，魏收的《魏书》、沈约的《宋书》也都有自叙传，自然也都成了自叙家谱。按此理论推演下去，那《史记》中的三十世家，除少数外，都可视作家谱。至于七十列传，凡是论及家世者自然也可视作家谱。以此类推，一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不就成了千千万万家谱所组成了吗？所以章学诚在为家谱分类时，只是将家传、家训之类附在家谱之后，而没直接把它看作家谱，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因此，希望研究家谱时，也应该有个谱，千万不要太离谱!

三、家谱的文献价值和局限

家谱属于地方文献，由于其特殊性而具有许多特有的文献价值，并且在近年来许多学术研究中已经体现出来。如葛剑雄先生的《中国移民史》就曾采用了一些家谱中的资料。家谱对于研究移民史、人口史、宗法制度、社会经济、人物资料、家庭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多次大的社会动乱，诸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和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每次动乱中总有大批人口被迫逃亡。最明显的如西晋灭亡后，有六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出现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因而大批汉人被迫南移，王、谢等大族更是举族南迁。今天江苏南部和浙江境内，许多家族都是那个时代迁过来的。再一次就是金人南下，宋王朝南逃，又形成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这次波及范围就更加广了，有的已经南移到江西、福建、广东一带。由于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因而原居住在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达官贵族家族，便纷纷定居临安。也有的是局部移民，大多为封建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措施。就以明朝而言，洪武初年，朱元璋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12]，其中不少是地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迁徙天下富户5300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富户14300余户于南京[13]。又由于张士诚曾定都于平江(今苏州)，因而朱元璋在平定张士诚之后，曾从这里迁了一批富户到苏北，这从许多家谱中都能得到反映。

当然，研究这一问题，并非少数家谱所能奏效的，正如葛剑雄先生所说：“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14]作为一部完整的家谱，一般都要登录该家族所有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子女等。当然，宋代欧阳修、苏洵所修之家谱，还是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均未入谱。到了后来，则男女均要入谱，当然不登正式世系，而别编为牒，实际注释之意，我们在上文中所引章学诚《家谱杂议》中就曾讲到：“至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识者，则谱字往往别编为牒。”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研究人口的增长、寿命长短、婚姻状况、性别比例等，从而可以计算出现代人口学研究所必须的基本数据。当然，记载内容比较完整的家谱毕竟并不很多，特别是女性人口记载不全，如只记载儿子结婚年龄，而不记载女儿出嫁年龄，这就势必影响统计的准确性。同时我们已经讲了，如今传世的家谱大多为晚清和民国时期所修，明代已经很少，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明清以来人口状况，再早可靠性就成问题了。尤其那些记载世系很早很完整的家谱，如从彭祖开始、从大禹开始、从周公开始，等等，越发不可信。

许多大家族都有集体的族田，有的称祠田、香火田、义庄田，其收入一般都用在全族公有事业上，除了祭礼等费用外，有许多还用来办义学，供家族中经济贫困的子弟读书。因为田地多，租给外人或本族人耕种，这就有租佃关系，有的家谱中对这些内容都有记载，诸如田亩数，坐落何处，每亩租额，每年收租数量等，有的除置田产外，还经营店铺和其他商业。这记录无需造假，一般都比较真实，对于研究地方经济发展自然很有价值。众所周知，宗法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所以会延续如此之久，与家族制度有很大关系。而每一部家谱都要记录这个家族在族长领导下的家族组织系统、族规、族约、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

族长权力很大，族规管理很严。这些家谱为研究宗法制度的影响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资料，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作用。家谱中关于人物的资料非常丰富，因为在家谱中除了记载世系外，生卒、仕宦、子嗣、婚嫁等都有记载，那些在家族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人，一般都还有传记。

众所周知，欧阳修编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时，就曾使用了大量家谱资料。因而有些历史人物由于种种原因，史书失载，往往从家谱中可以得到弥补。如南宋大史学家郑樵的生卒年，史书无确切记载，而学界流传的大多有误，笔者于1962年作过考证，刊于同年10月号《历史教学》上。次年报载厦门大学郑樵历史调查组发现了几种郑氏族谱，据族谱所载郑樵生卒之年，还与笔者考证相合。而在这些族谱中，还发现了以前未曾见过的郑樵佚文《荥阳谱序》，这是一篇可与《通志·氏族略》互相发明的重要文章。文章中他阐述了对谱牒撰修的主张，并对谱学的盛衰、图谱私记之弊端、郑氏族祖之源流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研究郑樵学术思想，特别是谱学思想有很大价值。这样重要的文章，正是依附于族谱而得以保存下来。

在浙江省收藏的家谱中，保存于绍兴鲁迅博物馆的绍兴宝祐桥百岁堂周氏稿本《老八房祭簿》上，有周恩来于1939年亲手用毛笔写的“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公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等字，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又绍兴《越域周氏支谱》乃是周树人(鲁迅)家谱，为清光绪三年(1877)宁寿堂木活字本。还有上虞《罗氏谱》则是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家谱，为1924年贻榖堂木活字本。海盐《张氏族谱》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的家谱，为1934年木刻本。还有一部家谱大家会很感兴趣的，即《定海小沙陈氏宗谱》，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原名陈平)祖谱，系1937年永春堂木活字本。可见在众多的家谱中，确实有许多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

当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内容确有价值的家谱毕竟不是太多。许多家谱都是胡编乱造，乱造世系，伪造始祖，乱造官阶，假托伪造名人作序题跋，有的则是从别人家谱中抄来稍作改变，夸大祖先官爵功绩，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此对于家谱资料必须持审慎态度。关于家谱的价值，我还想强调一点，应当重视研究家谱中的家训内容。我们研究发现，家训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家庭教育形式，它是随着家谱、宗谱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前一直不加分析地一律视作封建糟粕而弃置勿论。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非常宝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家训，都教育子弟读书上进，勤俭持家，从未见过要子孙去杀人放火、赌博偷盗的。只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中优秀的精华，对于发展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弘扬优秀的传统道德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上文讲到欧阳修在《欧氏谱图序》中列举他们的祖训是“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虽然只有四句话，但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子孙做人处世的道理。我们觉得，这四句话，只要适当加以改造，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即将“以忠事君”，改为“以忠事国”，其他三句可以一字不改地适用于今天。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家训一直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而这种家训又分为单独的流传与附在家谱、宗谱之内两种。前者早期有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儒学教育子弟，影响深远；后者要以清初朱用纯的《治家格言》最为典型，流传最广。这是一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家训名篇，几乎成为清代以来直至近代家庭教育的必读内容，人们习惯称之为《朱子家训》。内中许多辞句，对于做人处世，至今仍有其教育意义。若是全社会每个家庭的成员都能按此要求去做，可以想见社会的公德意识必然大大提高，和谐的社会必然很快实现。

至于家谱、宗谱中的家训，亦多强调对族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教育。现以浙江钱氏家谱为例，钱镠在《武肃王八训》中就教育子孙，要“绍继家风，宣明礼教”，“子孙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须是破家灭门，千叮万嘱，慎勿违训”。后来又作《遗训》十条，指出：“唐室之衰微，皆由文官爱钱，武官惜命，论言讨贼，宣言复仇，而于国计民生全无实济。”因此，他要求子孙，“心存忠孝，爱兵惜民”。这就是钱氏家训的基本内容。当然，钱镠身为帝王，所述既有其针对性，又具有特殊性。再看《临水钱氏宗谱·家训》，其中也教育子孙要遵守国法，按时交纳赋税，对子孙教育尤为看重，指出“人之贤达，岂尽生而克肖者，多为教诲所成”。这不仅承认人不是生而知之，成功与否取决于后来的教育，而且承认人有资质高低之不同，应当视其资质之高下而施教，“视其质之聪俊者，授以经史，俾其知圣贤之义理，识屡代之兴亡，效法先哲，惩戒奸邪；幸而荣名立朝，亦可光宗耀祖，大显家声，即不幸穷约终身，亦不失为守道名儒。其于秉姿钝鲁者，莫如课之农桑，终岁勤劳，苟获五谷之储，一缗之绩，足以仰事俯育，不致高堂冻馁，妻儿啼饥。所谓勤读可荣事，勤耕可养家”。靠勤奋而能做官，靠勤耕而能养家，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合情合理的。

家训没有反映高人一等的教育思想，而是提出了要用因材施教的方法来教育资质不同的子孙。这种教育思想对于当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无疑都具有现实意义。正因为钱氏各个宗谱、家谱中所载之家训，都非常注重教育，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所以钱氏家族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人才辈出。这种现象竟能延续数十代，历千年而不衰，直到近现代仍是如此，人才如此密集现象，在众多族姓中显得很突出，这一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还在宋代王安石似乎已经察觉，他在《内殿崇班钱君墓碣》中就曾指出：“钱氏之有籍于朝廷者，殆不可胜数，而以才称于世尝任事者，比比出焉。”[15]可见家训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传播了传统伦理道德中许多有益的思想，如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相互帮助、与人为善等内容，而且在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与形式上，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方面，我们在研究家谱、族谱时，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内容，更不能一律斥之为封建糟粕。

综上所述，作为地方文献之一的家谱，只要很好地研究，就可以发现它确实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每部家谱都具有这些价值，同时也要坦诚地告诉大家，有许多家谱甚至是毫无价值，尤其是那些胡编乱造的更是如此。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许多研究家谱的论著，普遍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对此葛剑雄先生早已指出，“反映出一些学者对家谱的局限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文章还夸大它的作用。

近时读了一篇文章，讲家谱提供的地名资料，则明显存在着夸大其辞的现象，因为文中所列举的绝大多数地名，在历代所编的历史地理著作和地方志中都可找到，即使是很小的地名，在府县志或乡镇志中都有记载。尤其是历史上出现过不同名称的古地名，历史地理著作和当地的地方志都有记载。

我们上文已经讲了，宋元时期除了欧阳修、苏洵所修两种家谱外，就没有别的家谱流传下来，即使明代后期所修家谱流传下来的为数也并不太多。而元明以来，各地修志已经非常普遍，单是明代所修方志，如今流传下来的就有993种，而地名又是地方志记载的主要内容之一，还在方志发展的初期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对于各地地名的沿革就已经记载了。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是希望家谱研究者不要随意夸大家谱的文献价值，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家谱。

参考文献：[1]　[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仓修良，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3]　[清]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九《余姚史氏宗谱序》[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　仓修良.试论谱学的起源[M]//周国林.历史文献研究：第19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3296.

[5]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M].刻本.清乾隆长塘鲍氏.

[6]　[清]赵翼.陔余丛考：卷17《六朝重氏族》[M].刻本.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

[7]　[北齐]魏收.魏书·赵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04.

[8]　[梁]沈约.弹劾王源[M]//[梁]萧统.文选：卷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16.

[9]　[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　[梁]萧子显.南齐书·贾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7.

[11]　[唐]姚思廉.梁书·武帝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3：22.

[12]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7《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79.

[13]　[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4]　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J].历史教学问题，1997(6)：326.

[15]　[北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49[M].上海：上海书店，1989.

作者简介：仓修良(19332)，男，江苏泗阳人，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方志学、谱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