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1872~1935），字纬宸。原山东省兰山县朱樊村（今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人。清光绪年间江西省南赣镇总兵王得胜次子。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先后担任赣榆县民政长、县长，主政长达十三年之久。当地民间皆以“二大人”称之。

王佐良自幼深得父爱。其父在江西任总兵期间，他随父攻读诗书、兵法。王得胜从江西卸任后不久，又奉两江总督之命复出组织海胜军。彼时，王佐良初长成，他踌躇满志，加入海胜军，协助年迈的父亲昼夜带兵巡海。王佐良身为将门之后，既有戍边卫国、跃马海疆的历练，又素有文才（光绪年间秀才）。宣统二年,他当选为山东省兰山县资政院议员，步入政界。

剿匪成名

清末民初，苏鲁交界地区土匪猖獗。当地有“羽山到末山，蟊贼出万千”之说。而当时赫赫有名的总兵府——王家大院，就处于这土匪最活跃的地区。

宣统二年九月九日（1910年10月11日），王佐良趁资政院休会之际赶回老家，会同侄子王沂华（胞兄王泽凤的养子），捐资成立团练，招募乡兵以保家。同时，他又出面找到沂防营管带李鲁卿，共商剿匪之事，得到李的支持。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举义。海州属地土匪趁世变蜂起。赣榆县境内以孙秩坠、王西斗等为首的各路股匪也不断骚扰各地，对县城和青口镇造成极大威胁。宣统三年十月初一（1911年11月21日），王佐良借助于沂防营兵力，率乡兵第二次向末（磨）山周围的土匪发起围剿。在战斗中，王佐良叔侄俩身先士卒，亲冒矢石之险，四出堵截匪徒，终获大胜。次日，又乘胜克复驻苘庄湖（今东海县青湖镇）的盐防营垒。

王佐良剿匪战的烽烟未熄，十月初二夜，海州盐务营又发生兵变。海州的绅、商界听说王家乡兵剿匪勇猛，便火速发函请求王佐良前去海州平乱。王佐良因父亲王得胜曾在海州当过武官，便欣然同意出兵。

初六，王佐良和侄子王沂华率兵去海州。路过大沙河时，听说王西斗匪帮正在浦南烧杀抢掠，便于七日黎明带领团练乡兵包围了浦南，击毙了王西斗和不少匪徒，解救了浦南民众。随后，他们进驻海州，镇守海州城。

因王佐良多次剿匪有功，不久被江北行督蒋雁行委任为“海州军政支部长”，后又提升为陆军少将，领“三等文虎嘉禾乐章军政执法官官衔”。民国元年他到赣榆县主政以后，又兼任海属警备队统带官。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帝国出面诱胁革命军与袁世凯妥协，“调停”南北的对峙关系；来自山东的沂防营兵勇也打算撤回。赣榆境内的残匪闻风蠢蠢欲动。此时，王佐良已有军职。当他得知赣榆县城仅有练勇50人，难以自保，就劝县知事曹运鹏扩兵防匪。但曹运鹏竟以难筹军饷推诿不办。

辛亥年腊月二十一日(1912年2月8日)，南面响水县的海匪突然窜来，偷袭县北部的海头圩。王佐良只好暂离赣榆县城，带盐防营和商团兵40多人前去剿匪。恰在这一夜，全县各路土匪聚数千之众攻破了县城。县令曹运鹏只好缒城逃往青口镇避难。

第二天，曹运鹏会同赣榆县商会和青口团练局的绅董们，向江北行督发电，报告了土匪陷城之事，并表示赣榆县已归顺民国，请求派兵剿匪复城。行督府随后命令海州民政长、十三协统领何锋鈺发兵赣榆剿匪。何到赣榆后，安排本县的商团兵、盐防营，以及由他带来的完字营，合兵于十四日攻城。经官兵的轮番攻击，土匪于二十一日夜弃城溃散。

县城克复后，避难于青口镇的全县乡政局长和董事们，按照民国的章程，酝酿推选县民政长。因县令曹运鹏在剿匪守城中无所作为，而王佐良近年在多次剿匪中出力最多，大家便一致推选王佐良出任此职。

会后，有人将该提议致电在外地的赣榆县名流许鼎霖，由许首肯，再上报江北行督府，得到允准。

是非县官

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王佐良就任江苏省赣榆县第一任民政长。王佐良上任后，匪势依然严峻——最近被赶出县城的匪首孙秩坠虽已在出逃途中丧命，但少数亡命之徒混迹于民间。特别是有个叫仲兆琚（仲八）的匪首，他的匪帮占县城那几天，搜获了不少钢枪弹药。他们退出县城时，人马也没受损失，留下了巨大隐患。王佐良深知：要想稳定地方治安，就必须先制服土匪。为此，他上任之初便加强了城防的军事部署。同时，他决定成立有马、步卒共180人的县警备队，由王沂华任管带，平时维持县城治安，战事守城御敌；保留商团300人专守青口镇；由商会筹款招兵勇150人，购两艘大船，并借许鼎霖属下的海丰面粉公司小炮3门（带炮手），装备护航炮船，驻防海口。

四月，为加强城防设施，王佐良又报请上级批准，动用税银1407元重修城墙、县署和监狱。

六月，城防工程刚竣工，窝在羽山的仲兆琚股匪又窜来夹谷山骚扰。于是，王佐良亲率县警备队进击，将这股装备好、从没吃过亏的匪徒消灭殆尽。从此，周边地区每有土匪出现，王佐良都派王沂华带警备队出征，且所战皆胜。经一段时间的肃剿，各地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王佐良见大股土匪已经溃败，就通过各种关系，对可以争取的匪徒加以安抚。对此，有些人便制造传言，说王佐良“通匪”、跟某些匪首订有“君子约定”。但在对付罪大恶极的匪徒，王佐良从来不手软，而且他有权拍板定案，将罪犯“斩立决”。

除治匪之外，王佐良对手下办事人员的管理也较严厉。民国二年，钱粮房雇员周振宗欠库钱一千二百串，畏罪潜逃。他下令追捕治罪。周母多方借钱，把儿子的欠账还上后，周振宗悄悄地回了家。王佐良闻讯后，责周不来县里主动自首，便派人把周抓捕归案，终将周“明正典刑”。

作为县民政长兼警备队统带官，王佐良除了对付土匪之外，还要处理民事、政务、商贸、以及海防等诸多事宜。而在这方面，因为有时会触及地方势力的利益，就必然要受到少数人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良有时不得不权衡利弊、腾挪躲让，甚至违心行事。

据有关资料：王佐良之所以能长期主政赣榆县，其为官之道有三招——

一是依附豪门。在当年赣榆县的豪门大户中，以青口镇的许家势力最大。其代表人物许鼎霖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政界要员（王佐良出任34人物春秋赣榆县民政长，也是经许首肯的）。王佐良主政赣榆后，许鼎霖虽然在外地，可他的大儿子许仲来还在家主事，他的四弟许鼎馨（许四）是青口商会的头头，六弟许鼎年（许六）也在外地为官。为依附许家这样的地方权势，王佐良主政赣榆后，凡有公务大事都要请许四商议。

二是重用能人。王佐良当县官，除依靠许四之外，还有几个心腹，即县参议长李裕泽（李三）、师爷仲丹魁（仲二飞刀）和县农会长乔文澜。仲丹魁原是县议会的录事，由议长李裕泽推荐给佐良。仲有辩才、善诉讼、深通律例，很快就受到王佐良重用。

三是稳住基层。王佐良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对各乡镇的绅董们也很注意团结，以利用他们为自己办事。

民国九年，在上海求学的赣榆人陈文彬等控告王佐良，状子递到督军齐燮元和江苏省署那里。督军要省署办理，省长王瑚遂密派两位委员到赣榆查访。王佐良与李裕泽、仲丹魁得知后，急忙调动了全县的乡镇董事齐聚青口，求见省里来的委员，为其辩护。这俩人回省里之后，赣榆县的乡董们又选出以沙河镇名流朱寿石为首的40名代表，于民国十年春赴南京为王佐良伸冤。他们除向王瑚请愿外，还通过督军署参议、赣榆籍人余念慈、督军署军官王天党等向督齐燮元传话，终于“保王”成功。

园艺专家

王佐良年轻时就喜欢“老树、怪石、奇花”。早在其父王得胜为官期间，他就在老家朱樊村建造一处家庭花园。该园起名“菊园”，内有菊花600多种，并植有桂花、铁树、毛竹等奇花异草；花山、花窖、花亭、花厅、太湖石、小桥、流水等，也布局得当；素有“江北第一园”之誉。

王佐良不仅把菊园营造成观赏性花园，而且把它搞成园艺实验园地。民国五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叶树艺浅说曳一书。该书近4万字，并配有图像，介绍了常见树木、蔬菜、经济作物的栽种技术；另外还附有养柞蚕、椿蚕的方法。时任赣榆县农会会长的乔文澜为该书作序，行文说：“纬宸先生于树艺一道，推究最精，富有经验”；“栽植之法，物土之宜，纯自经验中来，切近详明，皆以前农书所未道及者。”又说，这些方法，“农人试无不效”。

在园艺研究方面，王佐良态度也非常谦虚。他在该书的“前言”结尾时写道：“赣榆亦桑梓邦也，忝作行政长官，深望各绅董父老、学子，以身作则，先行提倡”，并表示：“倘有人愿来署面余讨论者，余极欢迎，定优礼相加。”

“自缚”作囚

清光绪二十六年，76岁的王得胜为庆贺带有“双六”的寿辰，为自己立“功德碑”。其碑文对后代提出希望：“余今年七十有六矣，养疴林下，将平生事迹大略，勒石于祠堂侧，俾后嗣知余创立之不易。长守此中正勤俭之训，即为居官治家要法。倘更王家菊园布局图，当时肖华主任住在菊园花亭35人物春秋能读书奋志，昌大吾门，则余无有厚望焉。”

王得胜立这块碑时，王佐良对父亲的心情不会不理解，但是，谁料后来率先违背“父训”的人正是他自己。在这里，且不说他为官是否“中正”，单看父亲要求的“勤俭”治家，他就没有做到。首先，他吸食鸦片。这既违父训，又违反朝纪国法。更可悲的是，他的独子王裕昆，身为王家第三代大少爷却不理家务，也像他那样嗜毒成瘾，人送绰号“烟龙”（实则是“烟鬼”）——父子两代吸毒，偌大家产都在他爷儿俩的烟枪里，化成了袅袅烟雾。

王佐良不仅没有教育好儿子，也管不好身边的人。他做赣榆县官期间，由姨太顾做“压印夫人”。但顾没有帮助他好好治家理政，反而依仗他的权势，叫人替她在赌局里放高利贷取利。顾的弟弟顾金山来赣榆生活之后，也不务正业：天天放鹰、遛狗、玩鹌鹑，到赌局里聚赌抽头、敲诈勒索；更严重的是，他以姐夫为靠山，常常为人包揽诉讼，从中捞钱——顾氏姐弟俩如此造孽，也就必然造成公众对王佐良的不满。

民国十四年，江苏省政权落到奉系手里。省长郑谦决定派余嘉谟到赣榆任县长，王佐良下台。奉系军队进驻青口后，军中有个营长王某，青口人，曾与王佐良有磨擦。于是他抓住这个公报私仇的机会，带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王佐良事前闻信躲到城北冯顶村避难。奉军士兵没抓到王佐良，使他逃过一劫。然而，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王佐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随着潮涨潮落而跌宕起伏。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在东陇海铁路沿线作战失利，部队南撤；受其委任做赣榆县长的张世湜也随之撤走。孙传芳的江浙联军李宝昌旅进驻赣榆后，王佐良复任县长。不料好景不长。十二月十九日，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来到赣榆，军长曹万顺把军部安在青口镇。北伐军的到来使王佐良再度倒运：没过几天，江苏省政府就委任王兰卿来赣榆当县长。但王佐良误信有人发电给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于是，北伐军独立师师长李明扬出面，派兵以武力帮助王兰卿接收县政权，并将王佐良扣押，交十七军军部看管。王佐良被关押之后，国民党赣榆县党部随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王佐良的“十大罪状”：（1）叛逆通敌；（2）勾结土匪祸害地方；（3）枉杀商保团护兵陈鸿玉；（4）错杀钱粮房雇员周振宗；（5）听任姨太放债抽赌；（6）纵容舅子包揽词讼；(7)吸食鸦片触犯国法；(8)贪污教育费；（9）放兔鹘不务正业；（10）玩鹌鹑游手好闲。并写成讼状，上诉南京特别法庭。在“反王大同盟”督促下，王佐良被解送南京关押。

民国十七年夏，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佐良，赣榆县“反王大同盟”派蒯竟同、刘振鹏等为代表作原告出庭。结果，法庭判处王佐良无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欢墩埠开设的恒聚油坊。王佐良受审期间，曾支持他主政赣榆的青口人许鼎霖已去世多年；当年代表赣榆乡董赴南京为他请愿的朱寿石，也早已旅居上海；因此无人再替他“说话”。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后，他的亲家、涛雒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后，针对赣榆县的诉状偏重“政治”（通敌、通匪）、而轻“经济”（贪污）的实质，对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别法庭难以反驳。法官们此时认识到：王佐良的案情虽已作出判决，但定性确有偏重之处。再者，王佐良与丁惟汾是亲家，又让法官们不得不思考以何种方式，给社会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特别法庭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民国二十年（即关押王佐良三年后），作出决定：允许王佐良“保外就医”。

王佐良经历三年牢狱之苦，被“释放”回到老家朱樊村时，身心交瘁，奄奄一息。当年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在他遭事之后，也门庭冷落；名扬苏北的菊园更是萧条破败。日落西山，时过境迁。此时的王佐良已无在官场上东山再起的可能。在朱樊村破落的王家大院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时光，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63岁。

王佐良浮华而又苍凉的人生，警醒了王家的孙辈，使他们不得不思考和寻求自己的人生出路。1942年春天，抗日烽火在滨海地区燃烧，王家大院入驻了八路军115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负责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从此，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摘自《连云港史志》，作者：时麟，王秋侠。原题《从县太爷到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