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六七百年前，海州湾“C”型海岸线，大体蜗居在岚山头（山东）——荻水（山东）——高桥（今东海岗埠）——朐山（今海州）——新坝——南城——惠泽（今灌南张家店）一带。

那时的云台山还在海岸线之外的汪洋大海之中。海浪拍打着这片“地广人稀”的大地，明太祖朱元璋的铁蹄和皮鞭，驱赶着一批移民，从繁华的苏州迁徙到荒凉的海州，上演了闻名全国的“苏州阊门大移民”重大历史剧。这批移民便成了我市现今不少姓氏家族的始祖。

这是一个明清海州志不曾记载的真实故事。

古老话题——祖籍苏州阊门

仰望夜空，数点星斗，背倚草垛，听父亲数典溯祖。孩提时就听讲过，祖籍是苏州阊门。现年87岁的本家长辈，还时常讲起这段古记。“元末明初，中原一带举兵杀挞子。苏州闹杀挞子，又闹“红蝇”之灾，像马蜂似的毒苍蝇，咬人叮人，受伤无医，老百姓为躲灾避难纷纷向外地迁移。祖上讲这叫红蝇赶散，我们傅家先祖就在那时迁到了下车……”家谱《傅氏宗族简序》也有这样的片言只语。然而，这毕竟是祖宗十八代的事，遥远而又古老，没怎样把它放在心上。

一次，在婚庆喜宴上，谈起了这个古老的话题。宾客四方，生面孔不免要互问“尊姓大名”、“何方人士？”相互答道：“免贵姓朱，小家新浦，籍贯东海，祖籍苏州。” “我姓吴，我的祖籍也是苏州阊门。”笔者听了感到新鲜，连忙搭讪，“我的祖籍也是苏州阊门。”有朋友闹趣，“巧酒，巧酒，老祖宗是同乡，干一杯！”

又一次，偶然遇一位朋友家新修定新印刷的《海州孙氏宗谱》，墨香中显出一段文字：“一世祖，万岭公字古峰，号双山，苏州阊门人……”蹊跷，又一个阊门老祖宗。还有一次，在图书馆翻阅资料，见台胞辛子方先生编著的《海州乡土文化研究》（第一集），“《耿氏族谱》记载：我始祖海公自馆陶，迁于沭，相传为红缨赶散而到此”。“红缨赶散”四个字令我诧异，这与家族长辈讲的“红蝇赶散”，仅一字之差，这里有什么暗合之处？

上述的“阊门老乡”，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当时搞什么“政治运动”，把这些家族从苏州“运动”到海州的？疑云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便留意在故纸堆里，在民间口语相传中寻找答案。

历史背景——明代“八大移民点”

“杀挞子”、“红蝇赶散”像一把钥匙，启封史实大门。开门，便见刀光剑影，兵荒马乱。元朝末年（1351年），汉民族反抗元人（当时的蒙族人）凶残统治，河北刘福通、湖北徐寿辉、濠州郭子兴，分别领导白莲教、红巾军，将“八月十五杀挞子”的起义联络暗号，藏于圆饼之中（八月十五吃月饼自那时兴起），“上合天心下合民意”，揭竿而起推翻了元朝统治。

朱元璋早先在郭子兴的红巾军中摇旗呐喊。后来，举刀背叛农民军，先后灭了张士诚、方国珍等起义军势力，结束了元末群雄混战的局面。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今南京）（永乐时，明成祖迁都北京）。

长达16年的战争，大地积骸成丘，残垣断璧，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如何巩固取得的政权，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社会，成了当务之急。

洪武初年，时任郑州知府的苏琦给朱元璋奏言“时宜三事”。其一为屯田积粟，以示长久之规；其二选重臣驻边镇，统辖诸蕃；其三垦田以实中原。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实行屯田制，主要有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形式，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移民政策。所谓移民，即下令人多地少的狭乡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垦田。

明朝洪武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百家论坛”也介绍了明朝这段“历史大移民”公案。据明史专家考证，明朝大移民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自洪武元年（公元1368）至洪武三年（1370），后期自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三十年（1397）。这是统治者有组织有计划的强制性行为，声势浩大，地域广阔，全国著名的有“八大移民点”：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

“八大移民点”移民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具体移民有多少人，没有总的统计数字，仅洪洞大槐树移民次数多达10次，人口达80万以上；苏州阊门移至苏北约45万人。明朝统治者采用了拆居烧房、游骑击散、关押驱赶等手段，强迫施行移民政策，使大批移民苦不堪言。因事情发生在洪武年间，历史学家称其为“洪武赶散”。在民间则有不少“赶散”版本，归纳有：

一：“洪军赶散”。“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

二：“红巾赶散”。朱元璋的部队头扎红巾；

三：“红缨赶散”。古代兵器枪刀杆上饰红樱为标记；

四：“红蝇赶散”（又“红蜂赶散”）。“在苏北地区则称红蝇赶散”。相传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泰州记忆》）。

关于明代移民的史实，在我市《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一些地方志不见记载。《连云港市志•大事记》第21页记载了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张士诚农民起义军驻扎海州的史实，未提及元末明初大移民。后来得悉，俞素娥、张良群主编的《古今连云港》中，张传藻先生提供的资料：“在明代初期，朝廷还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海州一带进行垦荒，历史学家称之为洪武赶散，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佐证了这一历史。

昆虫学家认为：苍蝇、蜂类只会传染疾病，不可能咬人致死。“红蝇赶散”可能是一种咒骂称呼，出于对朱元璋采取大规模强制性移民行为的不满。有学者推断，明、清是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移民事件。这也许是我市《隆庆海州志》等一些地方志不见记载的原因。

富贵之乡——远古的精神家园

苏州阊门，始建于春秋时期，是阖闾城的八门之一。苏州阊门明清时期，城河沿岸码头众多，水陆交通得天独厚，“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阊门至枫桥十里长街，金阊店铺多达数万家，丝绸、珠宝、古玩、酒肆、菜馆、戏：、青楼等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商贾云集。明代唐寅的诗作《阊门即事》写道：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清代的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中也感叹，“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江苏高邮人张士诚，率江南农民起义军，据苏州自称吴王。朱元璋哪容得了张与己抗衡，1367年，一举将其消灭。朱元璋出身贫贱，对地主、豪门大户充满着仇恨，出于报复，“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即扬州府、淮安府），强制将拥戴张士诚的江南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王府的40多万人丁，驱赶迁移至苏北贫穷之地屯田。

当时苏北平原“地旷衍，湖荡多而村落少，巨室小，民无盖藏”(《嘉靖惟扬志》)。历史上就是“欠发达”地区。《明初苏北“洪武移民”》说，“明初苏北大约接收了45万苏州移民（其中扬州府徙入220850人，淮安府接受230000人），占当时总人口的34%左右”。在苏北“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今扬州、邗江、江都、泰州、姜堰、泰兴、高邮、宝应、淮阴、淮安、灌南、沭阳、宿迁、泗阳、涟水、盐城、响水、滨海、阜宁、射阳、建湖、大丰、东台、新浦、东海、灌云等地移民皆有分布”

一般迁徙于新地的先祖为“迁始祖”。《泰州记忆》：大名鼎鼎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其祖籍均来自苏州，是为扬州郑姓的迁始祖。本市图书馆藏书《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云台区民间故事资料本》，记载了1986年由王述文讲述、张义壮采集的流传于新县一带《我们本来就是同乡》的民间故事。讲的是六百多年前，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全国各地同庆真龙天子出现。苏州阊门外的贫民没钱搞庆祝，有一班人用纸扎了“牛头”、“马面”人，扛着满街转悠以示庆贺。扎纸的人手艺不高，把“牛头”扎成了“猪头”。此事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气得直跳，“猪头，这不是骂我的吗，马面不是骂我皇后马娘娘的吗？”下令将这一班人斩首。为了逃命，这班人拖家带口一直往云台山来了。讲述人煞有介事地说，“他们就是我们云台区人民的祖先……我说这话你如不信，去问问云台山区的百姓吧！不管是南城的江、杨、武，也不管墟沟的董、王、邵，更不管是新县的张、孙、唐，他们都会告诉你，他们的老家是苏州阊门，他们的祖先是从苏州阊门搬来的”。

先祖们“拖家带口一直往云台山来”的“事由”不一定像故事中所言，但是，讲述人点兵点将点了那么多姓氏，倒是可信的。不信，再听听那位佚名作者的声音，“因工作之便，我借阅了一些家谱……如沭阳县《孙氏家谱》、东海县《朱氏家谱》、赣榆县《孙氏家谱》、灌云县《王氏家谱》等……在走访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迁来海州定居的”。

“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知，“里甲”是元、明时期的户口管理制度。元人“把南方汉人每廿家编为一甲，用蒙古人为甲主，甲内人的衣食住行全由甲主支配”。“明代对户口、田赋的控制是较为严格的，实行里甲制度，并造《黄册》(即户口总册)，登记各户的籍贯、丁口、田宅、资产等。十年一更造，逐级上报，层层造册，直至户部”。戴氏家谱中先祖的“门牌号码”与当时社会制度相当吻合，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胎记，事实说明苏州阊门是港城迁始祖的血脉源头。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自古就有寻根问祖的情结。终于明白了祖籍苏州阊门之说的历史渊源。然而，祖籍在遥远的历史长河那一头，对于今世后人来说，那只是一座远古的精神家园。

沧海桑田——迁始祖功不可没

“明代的云台山四面环水”，尚未成陆。海州湾“C型海岸线”上是一片沟河港汊，沼泽芦苇，海潮大量倒灌，盐碱白毛“休休”，千里无人烟。张传藻先生的《连云港地理与经济》再现了历史场景。元末明初大移民时，海州全境户口数仅有30690多户，城内只有1500户。按元朝政府规定，5万户以上者为上州，4万户以上者为中州，3万户者为下州。海州则是“地广人稀为下州”。移民们离乡背井，由富贵风流之乡江南苏州，来至地广人稀的“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辟荆而居”（《新安镇志》），成了我们港城人的迁始祖。他们忍受着巨大的心灵伤痛，肩负着大明朝沉重的屯田垦荒之命，凭借江南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统，与本土先祖们融为一体，历经艰辛，共同创业。我们脚下的绿色大地，是在盐碱地上拓荒出来的。

明代《海州志》：“今皆斥卤，铺地产盐。”古代把盐碱地称为“斥卤”（《中华古代文化史》）。盐碱地，令江南来的移民退避三舍。据《日照青墩聂族邻姓一览表》记载：“焦氏兄弟三人由苏州阊门过江北上，迁至海州定居。因海州滨海地处斥卤，不宜耕植，长兄在该地住下，二弟、三弟二人又北去山东”。当时，厉、秦、赵、庄、聂等姓氏，于明洪武初年先迁至海州，后来也因“斥卤不宜耕植”迁走他乡。出于无奈，大部分人留了下来，在盐碱地上扎了根。在明初政府的鼓励下，屯田垦荒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为防御潮水灾害，筑土围堰。

《连云港市志》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理寺评事王规（海州人）奏准修筑王公堰，南起大岛山，西抵南城东，长50里”。堤堰外晒盐，堤堰内耕作。在农耕中摸索了“压盐”、“爽碱”改良土壤的方法，“把许多斥卤不毛之地改造成能种植的农田”。用心血和汗水播种希望，让绿色在盐碱地上一片一片延伸。港城人引以自豪的淮盐，它起始于周，发展于唐宋，兴盛就在明朝。由于元朝的战乱，“明初，海州盐民逃亡殆尽，盐业生产基本停顿，官府以移民充作灶民（盐民）”（明代《海州志》）。明朝板浦是产盐中心，移民中的不少富豪，如江浙商人的融入，助推了盐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政全书》的作者、明代礼部右侍郎徐光启，发现板浦盐民丁永发明的“砖池晒盐”工艺，在全国推广，改变了上千年来用草煮盐的历史。

改煎盐为晒盐，工艺技术先进，经济利益显著，到嘉靖六年（1527）“两淮运司额课，甲于天下，财富半于江南”。淮盐享有盛誉。现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州五大宫调，就是“源于明代嘉隆年间（1522-1572）的时尚小令，属于明清俗曲在江苏的重要一脉”，是明代文化艺术的优秀代表作之一（《连云港人文》2009年第4期）。溯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江南文人荟萃，移民中的文化人将江南文化与海州文化融合，提升和推动了当时的文化繁荣和发展。今天海州的仿造古城，是明清时期的一隅。明洪武十三年（1380），重新修建海州城墙，提防倭寇入侵，永乐年间土城换上砖石，现在的“朐阳门”是古城直对朐山（锦屏山）的南门。明清时相继修建了城隍庙、天后宫、鼓楼、园林寺、普照寺、鸿门寺、碧霞宫等城门、庙宇、民居、街坊建筑，扬传统文化，以抚民心，被元朝战乱摧毁了的唐宋朝繁荣景象又得以重现。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明朝大移民一晃六百三十载，犹如一幕历史剧。当时诅咒朱元璋是“红蝇赶散”、“洪武赶散”，社会前进发展的缩影，彰显了它的历史进步性。明清时期海州经济、文化、城市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明代移民及移民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迁始祖功不可没，功在千秋。

（摘自《连云港史志》，作者：傅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