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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赶散——揭开鲁南明朝移民的秘底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2-25 19:55:43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始于明朝,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写的《新安镇源流》中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性,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

县境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徒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因当时称民是强制的,又是武装押送,事情又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洪武赶散”。

“红蝇赶散”揭迷

幼时,即听老人们多次讲述“红蝇赶散”的故事。近来,我调到县志办工作,故常有些老人向我打听“红蝇赶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先后翻阅了《明史》、《清史稿》、《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一些海州方志,但均未见到“红蝇赶散”的记载,各种灾害记载的十分详实。为什么象“红蝇赶散”这样数万人大迁徙的灾难,却被史学家们忽略呢?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迷团。两年多来,我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精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才初步揭开“红蝇赶散”的神秘面纱。

一、“红蝇赶散”的影响范围

因工作之便,我借阅了一些家谱,很多家谱,都明确记载本户在明代时,由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迁居海州的。如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等。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的更为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在走访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来海州定居的,甚至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听说过“红蝇赶散”的事,山东的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称在明清时期,海州地区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的事件。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

二、关于“红蝇赶散”的民间传说

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民间种种传说,虽然讲的服服贴贴,活灵活现,但很难自圆其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 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波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 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红蝇赶散”如果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站在张士诚的对立面的明代史学家,为什么不抓住其罪而大书特书呢?为什么张士诚死后,从苏州赶来的人们仍留住海州,并在海州一带长期的繁衍生息呢?从时间来看,也不可能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因为张士诚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杀,大迁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1368年)以后的事件又怎能与张士诚有瓜葛呢?

由此可以证明,“红蝇赶散”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在委屈了张士诚的红巾军。

三、“红蝇赶散”的事实真相

既然传说中的“红蝇”、“红蜂”、“红军”赶散不能成立,那么家谱中的“红蝇”这个历史事件又当何解释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灌云县博物馆,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发生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实行戊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

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原因。

四、海州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

明代初期,海州地区的张士诚残部逃亡海岛,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在沿海进行抢劫和骚扰。为此,明洪武年间,朝廷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实行“封海”、“裁海”,海州沿海的岛民,被强迫迁去内地,如迁沭阳、莒县、沂水、郯城一带,多有云台山区迁去的家族。据《江苏海洋渔业史》载,清顺治十八年(1662年),清廷发布《迁海令》,强迫云台山、高公岛、东西连岛等地的居民内迁,规定“片帆不许入海”。

五、“红蝇赶散”的功过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这个强迫性的移民事件,一方面,统治者采用了拆居烧房,关押驱赶,不顾百姓的死活的政策,使大批移民苦不堪言,对其中倒流移民,又采取重治罪。这无疑是朱元璋的一大错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广大居民带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有力推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明初,海州盐民逃亡殆尽,盐业生产基本停顿,官府靠移民充作灶民(盐民),发展盐业生产,改煎为晒盐,后改为砖地晒盐,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产量和质量。从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来看,也是功不可没的。

 

(摘自皂角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