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一度实行严酷的迁海政策，把沿海的大好河山白白弃之界外，导致生灵涂炭，经济衰退，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

事后清廷自知干了蠢事，后悔莫及，所以在官方文书中尽量回避和掩盖史实。这种情况竟然蒙混了《清史稿》的编纂，在顺治、康熙两朝的皇帝本纪里，对迁海的缘起和后果只字不提，只有康熙二十二年的条目下，轻描淡写地加了句“沿海迁民归复田里”。

民间著述鉴于对文字狱的畏惧，也是无人敢轻易涉及。即便偶有透露，要么只鳞片爪难见庐山真面；要么把责任推给经办的大臣，反而讴歌起复海的皇恩来。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迁海复海的浩劫已经渐渐少为人知了。

连云港市沿海，当时也是重灾区之一，今天对此还有人略知一二，大多来自于吴铁秋先生《苍梧片影》的记叙。先生沭阳县人，1920年秋在江苏省第八师范任教期间完成此书，书中把家乡的美丽山水和几千年的文明史，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其中列为云台山四大历史之一的《书生复海》一节，是现代人首次通过文字认真回顾那段悲惨的历史，应该说功不可没。不足之处，是他过于相信地方上的少量文献，以致把局部视作整体，以偏概全，片面理解清廷的迁海政策，因此笔者冒昧为吴铁秋先生的文章作一些补充。、

龟缩政策的缘起

首先需要说明，关于那一段历史，清代的官方文书中通称“迁海”，目前见到的外地记载，基本上也全叫“迁海”，只有连云港市一带叫做“裁海”。

“迁海”是搬迁，为一时权宜之计；“裁海”则有割弃的意思，所以后面的叙述仍用通常的“迁海”一词。

开始，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曾有过局部的《禁海令》，沿海凡可泊船舟的地方，均严加防范，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也不许片帆入口。违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保甲不行首告者论死，官吏失察者同罪。后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正式颁布《迁海令》，也叫“迁界令”。范围为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包括从今天的山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幅度由海边算起向内三十至五十里，政策也更加明确具体。关于迁海的原因，《苍梧片影》里是这样说的：宋、元、明三朝，倭常入寇云台，这是裁海的远因。顺治二年，明鲁王据云台图恢复；三年九月，明新昌王又据云台起事；后来台湾郑成功沿海进击，清廷颇觉疲于奔命，这是裁海的近因。事实上，宋、元、明三朝，倭寇对沿海虽然骚扰不断，然皆是趁虚而入，不同年代的程度悬殊甚大。一般情况，国力强盛时较少发生；国力衰微时相当频繁。

清朝初年以武功征服中原，虽然遭到民众的激烈反抗，应接不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倭寇对它的军事实力确是存有戒心，未敢轻举妄动，相对而言骚扰反倒是轻了些，清廷并没有把那些矮鬼放在心上。说那是迁海的远因，便夸大了倭寇的作用。在反清复明的斗争中，云台山是一个据图恢复的好地方，为晚明志士们所看重，先后有鲁王和新昌王在这里聚众起事。它山高林密，与大陆一水相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逃跑起来也很方便。可惜大势已去，轻轻一击便土崩瓦解。不多久鲁王远遁，新昌王逃到淮阴被抓住杀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说那是迁海的近因也搭不上边。

导致迁海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廷对郑成功的畏惧。清军入关，长驱直入攻下了江南的许多重要城池。这时正统的明朝虽亡，但南明小朝廷却依然有一定的活力。唐王在福建即位，号隆武；鲁王到了台州，称监国；旧臣郑成功、张煌言等在东南沿海攻城复地，从未停息，多次占领了江浙的重要城池，得到沿海民众的纷纷响应，势不可挡，对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以致一度时间曾有退回辽东老家之想。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郑成功、张煌言会兵台州，北上金陵。郑成功有战船400艘、拥兵25万，以及两队枪炮装备精良的黑人士兵。守卫南京的主要是汉军和500名满兵，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采用了围困的办法。围城持续了20天，城里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人自杀。遗憾的是，只围不攻，给清兵赢得了重新结集的时间，最后迫使郑成功的部队败回大海。尽管如此，但郑成功的实力和声势，以及老百姓的拥戴情绪，已经令顺治皇帝和王公大臣们丧魂落魄，把郑成功视为洪水猛兽，这才果断地实施了大规模的迁海政策。

迁海一举误苍生

迁海是坚壁清野，所有房舍一律拆除，所有住户一律搬迁，所有田产一律荒废，将迁海范围内变为无人区，以隔断郑成功与大陆之间的一切联系。迁海手段相当残酷野蛮，一声令下，晴天霹雳，居民马上就得卷铺盖滚蛋，能带多少带多少，带不了和无法携带的东西只好忍痛抛弃，好端端的家园一夜之间便化为乌有。

云台山顺治十八年（1661年）实行迁海，康熙十七年（1678年）复山，经历了十八个春秋。当年它虽然僻居海上，但良田沃壤，饶富渔盐，居民稠密，生活安定，仅大型村镇便有十八处之多，且文明昌盛，所谓“云台十八村，村村有贤人”。云台山里的三元宫，明代谢淳开山后，庙宇三十六处，“僧众数百人，香火几万家”。法起寺肇自汉代，为苏北鲁南最大的丛林。郁林观、延福观、老君堂等，又是道教著名的古宫观。迁海令下，遭遇到的祸害自然和其它地方无异，所有古建筑和民居俱皆拆毁，百姓携老扶幼，仓皇撤离，一片狼藉。今天我们在云台山里所能见到的庙宇，基本上都是复山以后所重建，特别是道光年间陶澍发起大修的留存，很少有明代以前的孑遗，足见裁海破坏程度之大。

复山后不久，江之茝刊刻《复山集》，里面收有相当数量关于迁海复山的文档和诗词，可惜这本书至今没有见到，似乎已经失传。载于《云台山志》的几篇有关文章，也都是谨慎小心，句斟字酌，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只谈恢复不及其余；有的原则笼统，不伤大雅。如大臣帅颜保给皇帝的《题复云台山奏疏》中说：“云台山系屏障海口，为黄淮之尾闾，自从废为禁地以来，壅沙日积，黄淮漫决。以致淮扬水患频仍，而运道民生俱有堪虞。”

大臣哲尔肯的《题复云台山奏疏》说：“山内旧有寺庙村庄俱已拆毁”，“自从此山禁弃三官神庙停祀之后，河道每年屡经冲决者，实由废弃云台山之故。”陈台孙在《复山集序》里说：“顷者鲸波未靖，朝禁甚严，人民往来者绝迹。往之琼楼玉宇久已荡为荒烟，鞠为茂草。而岁比不登，民食寡少。”徐越《复山集序》只讲：“会是潢池弄兵，鲸鲵未戮，遂以沿海一带悉为清野之区。”如此而已，见不到什么具体情况。

现在只好参照外地的一些记录，来体会云台山百姓迁海后的斑斑血泪了。例如《觚剩》记载划界的方法是：“先划一界，以绳直之。其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广东新语》中说：“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资携累，仓卒奔逃，野外露栖，死亡者载道，以数十万计。”搬迁的时间限定在三天之内，而且是“仓卒奔逃”，其驱赶迫害的程度可想而知。嘉庆年间的《澄海县志》追记：“三次迁斥，城堕民散，全县几废。村落蔓蒿，城郭为墟。”明崇祯十五年澄海人口数为69488，到康熙十一年，只剩下男丁6376人，妇女1572人。当地的秀才佘元晖有《迁海界怅望故里》诗一首：

咫尺天涯隔万重，道旁回首正春浓。

燕辞故垒花争落，狐入空庭墓漫封。

万灶烟深余废井，千山冷月照孤松。

哀鸿遍地归何日，只索吞声说旧踪。

新会县在迁海移界的劫难中，毁田50余万亩，占全县田亩的6成；被迫迁离的居民约8000户，占全县户数的5成。当地诗人黄居石写有《徙村行》一诗，读来一字一泪。诗云：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

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

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

令尹苍黄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

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仪。

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笞。

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

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

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

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

君不见咸阳三日火，顷刻烟尘起青琐。

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

吁嗟，谁绘郑侠图，流连载道天难呼。

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又如香港的命名，是因为当地特产一种叫做莞香的香木，远销江浙一带。香市每年收入白银数十万两，与合浦的珠市、罗浮山的药市、广州的花市齐名，并称“四市”。迁海后，漫山遍野的莞香林毁坏殆尽，抛荒二十多年。复海后，原先的香农或贫病而死，或不知下落，返回到原籍的寥寥无几，栽培技术因之失传，莞香林不复再现，只残存下了这个古老的地名。

迁复不是个人的功过

《苍梧片影》书中，作为云台山四大历史之一的“书生复海”，吴铁秋写道：

当顺治十八年，朝命兵部尚书苏纳海等，亲莅海州，察勘情形，作迁海的预备。……他们若得亲临云台，相度形势；加以士民陈说地关门户咽喉，或可动王公大人的清听，云台尚在可迁可不迁之数。不意衮衮群公，方才舣舟板浦，正待解缆，猛然看见黄风掀浪，黑雾弥漫，就胆战心惊，拿个人性命做前提，那里还顾得锦绣河山呢？决计不再问渡了！糊里糊涂的遂把国家大计，仓卒解决。

显然，这是把迁海的罪责，一股脑全推给前来勘界的兵部尚书苏纳海的身上，好像是那一天偶遇大风，吓得苏纳海不敢渡海，才导致草率决策割弃了云台山。

关于复海，吴铁秋又写道：“那知上面的神圣君主，下面的封疆长吏，所生怕更张万难转圜的事，竟被一介书生，冒死陈言，斡旋大局，居然以衔石填海的苦心，成就了反日回天的异绩。就是海州生员江之茝、杨肤功、郑三乐、江之雍、成天章等，所干的‘复海‘的大业了。五位先生中，要以水流村的江之茝先生，字杜若，为首功。因为发纵指示，南奔北驰，运筹决策，都是他一个人。……（复海的问题）江先生提出来，人人都知道是对的。然而当苏纳海作俑裁海以后，何以没有一个内外诸臣批他的逆鳞，草一篇抗议？过了十好几年，也没有一个敢翻成案，轻议朝旨。直待江先生上筹国计，下利民生，一再上‘金城方略’，这才永奠边陲。可以说是内外诸臣的功，皆江先生的功；云台山屹然为海防重镇的功，皆江先生的功。”

当年我初读《苍梧片影》时，确曾被书中描述江之茝的功绩所感动，也恨苏纳海轻抛国土草菅民命的行为。后来接触到一些迁海复海的材料，越来越发觉先前的许多说法与史实悬殊过大，颠倒了主次关系。其实，史籍记载决定迁海大计的既不是苏纳海，也不是一般的“内外诸臣”，而是顺治皇帝和他的满族诸王和重臣。

发布迁海令之后，朝廷分派大员到各地监督施行，从山东到广东，几千里海疆无一幸免。苏纳海仅仅是执行者，他来海州的使命，就是划定迁海线的具体位置，监督把界外的居民赶离家园。至于亲自过海也罢，不过海也罢，都无关大局，他就是想不迁也不行。《苍梧片影》里苏纳海被风浪吓退的情节，源自于胡启睿的《复东海序》，那不过是书生意气，捕风捉影地议论一番而已，当不得真。迁海线如何划法，关系着一个地区的生死存亡。云台山是一群海岛，按规定凡岛必迁，没有回旋余地。那么海边就得从孔望山脚下算起，向西延伸三五十里，整个海州城及数倍于云台山的村落田畴，便均在迁海的范围之内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样定，可见苏纳海尚有体恤生灵之意，将云台山当作内陆，把计算海边的起点定在了云台山的东部，用必迁之地保全了沿海一带的居民。后世对苏纳海大加责难，说他是迁海的第一罪人，真有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

江之茝等人为图云台山的恢复，奔走呼号，冒死陈言，爱乡护乡之情彪炳日月，值得称颂，也值得我辈学习。但他们的作为在复海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评定，不能感情用事，违背史实去无限夸大。

不久前有篇文章甚至把复海的功劳归之于陈天章，那就更加离谱了。迁海没过几年，便暴露出诸多严重弊端。不许片帆入海，既剥夺了渔民的生活来源，又阻碍了内外贸易和交通途径，导致沿海广大地区民生凋敝，饿殍载道，盗贼蜂起，社会秩序一片紊乱。特别是为了封锁海口，凡能行船的河道，入海处俱广钉木桩，造成水流阻滞，泄洪困难，汛期到处溃堤，海州地区受害尤深。《清实录》还记载，兴化县的白驹场，原建有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这里离海较远，不在迁海范围之内，清政府依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了苏北地区的大量田亩。灾患发生后，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京城，很多大臣直言迁海之害。早在康熙四年（1665年），福建总督李率泰即上言请求：“数年以来，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更渔，庶苏残喘。”康熙七年（1668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广东巡抚王来任也上疏请求复界。清廷在慎重衡量得失之后，更改了原先的政策为：“以海边为界，修复废毁诸营，听民出田界外。”就是说，取消原先迁海所划的禁区界限，老百姓可以回老家种田，不过仍不准下海。这个新政策称为“展界”，它的出台，比江之茝等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上书请求复海，要早十年左右。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虽然有了展界的政策，但各地执行起来进度差便很大。许多地方官惧怕海上的反清武装卷土重来，给自己增添麻烦，往往宁左勿右，一再拖延展界的全面实施。一般说来，广东执行得较好，福建、浙江两省较差。康熙十二年（1673年）范承谟上《条陈闽省利害疏》说：“我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万姓更生之会。而闽地仍以台寨为界，虽云展界垦田，其实不及十分之一。”至于江南省应属最差，直到江之茝等人上书时，地方上尚没有展界之举，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从要求实施现行的展界政策入手。后来康熙十七年（1678年）帅颜保在云台山主持的恢复，不过是一个迟到了的展界，只是复山，并不涉及复海。仔细看一看当时所有的奏章、文书，以及江之茝《复山集》的命名，都仅提“复山”，不提复海，便是这个缘故。所谓康熙十七年云台山的“复海”，那仅是《苍梧片影》里吴铁秋先生的一个误会。

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台湾的郑克塽降清，去掉了心腹大患，清廷这才决定全面复海，公布施行，结束了长达二十三年的迁海政策。各省派去了钦差大臣处理善后，皇帝耳提面命一再叮咛要“察明原产，给还原主”。据后来的报告，由于迁海时间过久，返回家乡的人不过十之二三，而且老人大都过世，年轻人又说不清楚，以致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土地无人认领，被充作官田，由驻军屯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清初的迁海复海，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它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采取了整体的统一行动，并不是单单针对云台山的个别事件。云台山的人不论作多大努力，怎么样去奔走呼号，也不可能得到皇帝的法外施恩。江之茝等人的举动，只能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起到一定的呼应和推动作用。要说靠着书生的奋斗得以复海，那不过是一个幼稚的童话罢了。

（摘自《连云港史志》，作者：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