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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性格气质
作者:胡利民   发布时间:2018-09-07 16:35:19

 

内容提要:瞿秋白是一位伟大人物,又是一个悲剧人物,瞿秋白是一个从来不知粉饰自己的人,他以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出现于世界,在年青的生命临近死亡的时刻,他用一本《多余的话》解剖了他的俗骨凡胎,倾吐了他的忧心和真情。从《多余的话》,可以看出瞿秋白性格气质:做事认真负责,富有献身精神,待人真挚热情,性情抑郁多忧。
关键词:多余的话;瞿秋白;性格气质
 
一、瞿秋白的评价
瞿秋白是一位伟大人物,又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且是个有着双重悲剧生涯的历史人物。他生前既无法超越那个悲剧的时代,身后又不能摆脱这特定时代的悲剧。一代民族精英,正当英年,就被摧残党的生命的“左”倾宗派主义推向了敌人的绞架。1950年,毛泽东为即将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题说:“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因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向剑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令人感到无比亲切。
瞿秋白是一个从来不知粉饰自己的人,他以一个真正的“人”的形象出现于世界,在年青的生命临近死亡的时刻,他用一本《多余的话》和一首《狱中诗》解剖了他的俗骨凡胎,倾吐了他的忧心和真情。于是人们发现他并未脱尽凡俗,竟有“人”的杂念和温情。因此,一向以“高大全”的英雄偶像为崇拜对象的人们,对这个真实的瞿秋白便感到多么的陌生!
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包括党的领袖,首光是人,是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的人。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愈是富有人的丰富的感情。瞿秋白悲剧之所以发生,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点,就是我们未能把握好“人”的评价的科学尺度,许多人不了解他,不了解他的真实思想和感情,以致歪曲和诬陷才得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八十多年来,对于文学家的瞿秋白,对于政治家的瞿秋白,人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作为“人”的瞿秋白,民族精英和人类骄子的瞿秋白,学术界的研究远远不够。正是由于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瞿秋白与普通人的瞿秋白统一起来,使史学与人学结合起来,瞿学研究才开始改变某些旧的观念,从困感中走向新的领域,从静态的研究走向动态的研究,从微观的研究走向宏观的研究。
二、《多余的话》的思想
《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襟怀坦白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前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贡献,是全党所公认的,但他对自己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贡献和功绩,在文章里几乎很少提及,瞿秋白对自已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歉意,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行,辜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
瞿秋白生前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积极分子,是艰苦奋斗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造成了这个“历史的误会”,而后,他的《多余的话》对于这个历史的误会又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浓厚的灰暗消极的情绪。
茅盾在回忆录中提起三十年代的一件事,瞿秋白写给鲁迅的短信中有一次署名“犬耕”,我和鲁迅不解其意,问他,他说,他搞政治,就好比犬耕田,力不胜任,他又说,他做中央委员还可以,但要他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就是使犬耕田了。《多余的话》中表述的不正是他那“犬耕”的心情吗?这是个认识到自己“力不胜任”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共产党员出自内心深处的忏悔。这是一个真正的不考虑个人得失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一个虽有弱点却使人永远崇敬的共产党员。
瞿秋白在就义前夕,在死囚牢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在平静中理智地、细致地、深刻地剖析自己的灵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产生这矛盾的根源,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和一切革命者都有重大的教益。
应当看到,瞿秋白同志的《多余的话》的情绪是低沉的。瞿秋白明明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不是以年、月计算了,但仍然心怀坦白,举起小刀自我解剖,严格地审判自己,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品质。
三、瞿秋白的性格气质
从《多余的话》,可以看出瞿秋白的性格气质。瞿秋白性格气质中最突出的几个特点是:
(一)做事认真负责
瞿秋白一生中对任何事情,大至政治问题小到生活琐事,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绝不马虎从事,绝不敷衍据塞,而是负责尽职,言必信,行必果。凡是同瞿秋白打交道的人,都感到他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一个信得过的人,一个可以交予重任的人。瞿秋白步入社会承担的第一个社会工作便是为《晨报》做访苏记者。他当时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身体又不大好,可是,他一经允诺,就全力以赴。一踏上旅途就开始向《晨报》写报道,他将别人用去玩乐吃喝的时间用来采访和调查研究,阅读必要的资料和书籍,终于在2年又2月的时间内写出高质量的通讯报道、专访专论50多篇,20余万字,还写出《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样优秀的报告文学,近15万字,还写出《俄国文学史》这样的学术著作,近7万字。单就这一个数字就足以看出瞿秋白的踏实精神。当时他在苏联,还兼任“东大”的翻译和助教。为了上好课,还要认真备课,头天晚上总要将第二天要翻译的教材和可能涉及的内容准备得十分周全。据曹靖华说,他讲课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但还是诲人不倦。
瞿秋白在政治问题上更是表现出十分认真的精神。当他看到国民党的戴季陶主义即将产生严重危害时,便以极大的愤慨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当他认识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时,便责无旁贷地对他们的种种错误观点进行严肃的批判,尽管他对陈独秀本人一直很尊重,但在重大的革命原则问题上,绝不含糊,绝不退让。为了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不顾及私人情面,率先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批判。他对苏联派来的国际代表的明显错误,也敢于直接驳斥。瞿秋白对于一切文字工作也是极为严肃的,稿子写得整洁干净,翻译字斟句酌。他致力的文字改革研究,从1920年到1934年,毕其一生精力,孜孜不倦,反复修改增补,使之更趋成熟。
(二)富有献身精神
瞿秋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倾注自己全部心血。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为革命全心全意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从健康到生命。从不因为革命斗争中的困难挫折而退缩,从不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怨恨。瞿秋白有一句习惯口语:“服从组织决定。”他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安排。1931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和撤职处分,他并不怀疑党组织的正确性,毫无怨言。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关心地问他:今后怎么办?他回答说:听中央的分配。是年6月,中央决定派他去河北省委宜传部工作,而以他当时的健康来看,是不合适的,但他也真诚地表示:“我坚决服从”。只是因中央后来改变了这一决定而未成行。1934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决定他留在苏区工作,有同志劝他去请求一同出发,他也表示:“我服从组织的命令。”这样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他的党性表现,高度的党性建立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上。瞿秋白的身体一直很弱,但他在工作上却异常勤奋,刻苦,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过人精力,真正做到了忘我。
单从身体健康方面讲,瞿秋白走过的一生也是极其不易的一方面,病魔时常将他击倒,发烧,吐血,卧床。另一方面,他扶病而起,强撑衰弱的身躯坚持工作,工作量大大超过健康人的限度。1924年他对曹靖华说,他完全是用药物维持着生命。然而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听他讲课、作报告的人,都见他精神饱满,充满生气,谈吐风趣,富于感染力和煽动力。到1928年、1929年,瞿秋白的病情更加严重,几次进入疗养院治疗。1930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体养治病。真正烦闷死人。”瞿秋白说“不能做什么工作”,而实际上却不停地着工作。第二次赴苏联的两年时间里,身为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常参加一系列会议,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工作,做报告。此外,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和近3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写出数十篇论述中国革命形势革命性质、揭露反动派、批判党内错误思想的论文,这两年的政论、报告和起草的文件共40余万字。1931年四中全会后,他几乎被王明左倾路线全盘否定,似他仍以拳拳之心眷恋着党的革命事业,以重病之躯领导左冀文艺运动,并不时撰写政治斗争方面的文章,并非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的从这时起就远离了政治斗争。到苏区以后,更焕发了革命青春,做了大量工作。瞿秋白在临死之时还决定将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事业。
(三)待人真挚热情
真诚相见,宽厚待人,是瞿秋白对同志、对朋友的一个突出特点。表面看去,他显得严肃,沉默,寡言,甚至冷峻;一经接触,便发现他平易、热情;同他交往,更可发现他内心蕴藏着炽热的感情。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感受到他有一颗真诚而热烈的心,既感动于他火样的激情,又盛动于他朴质的作风。他对同志绝不敷衍,绝不做表面文章,不矫情,不浮饰,不耍手段,不搞阴谋。一切问题都开诚布公,不以政治手段解决认识上的争端;他对事不对人,他严厉地数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很尊重陈独秀的历史地位,高度评价陈独秀在宜传马克思主义和建觉中的功绩。他不以“一错百错”的观点看待犯错误的人,在“八七”会议上,有人建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他坚决不同意。陈独秀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以后,瞿秋白对他仍然很尊敬。19279月下旬,瞿秋白从武汉回上海二、三天后,即去福生路陈独秀寓所访问他。瞿秋白还不固执己见,一且发现自己对某问题的看法有偏差便立即纠正。19326月他在《“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一文中认为“第三种人”是敌人,后来察觉看法不妥,就于1110日写成《并非浪费的论争》,于1126日写成《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两篇文章,纠正自己的偏颇。瞿秋白不仅勇于公开承认、检查自己的错误,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使有关同志解除思想包袱。比如他在“六大”上就将1927年下半年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完全承担起来,解放了其他同志。而对其他同志的功劳则充分肯定。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序言》中对毛泽东同志发动农民运动的高度赞扬,在有关文章中对彭湃、张太雷……等等同志的高度评价,等等。瞿秋白从不揽功诿过。瞿秋白的胸襟是博大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瞿秋白严于责已,宽以待人,甚至忍辱负重。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大骂瞿秋白,他则一言不发。会后有同志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我个人的问题算不得什么,这都是枝节问题。我倒是担心革命的前途!”他在《多余的话》中谴责自己有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其实,这些道德用在处理同志关系上还是需要的,是正确的,这是他的长处,是他宽厚待人的表现。
(四)性情抑郁多忧
瞿秋白的心情一直是相当忧郁的。小的时候就比较沉默,不爱讲话。他在小学和中学时留给同学们的印象也是文静,不多言说,更少狂欢大笑的时候。瞿秋白稚嫩的心灵从小就笼罩着一层凄凉的阴影。他后来在《饿乡纪程》中明白地说出:“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五四”以前甚至产生过一种厌世的悲观心理。瞿秋白这种忧郁心态一直伴随着他,即便在最紧张的时日里也未能消除。1930年在上海,一天瞿秋白同他弟弟云白一道去看望丁玲。丁玲也明显地感到他“带点忧郁的神情”。1933年末,瞿秋白即将去苏区,向茅盾辞行。茅盾记叙说:“那次,他谈了很多话,但我总觉得他的心情有点郁悒也许这是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又要走上新的征程。”这种抑郁心情在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多余的话》和《偶成》等诗作中反映得更为显明。总之,可以说瞿秋白一生都是忧郁的。
产生瞿秋白抑郁心情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境和社会的刺激。瞿秋白出生之时正是他的家庭完全破落之际,全家生活先是靠亲友资助,后靠借货和典抑。他母亲在极其因之中自杀身死。母亲死后,一家星散,各自求生,情形极为凄凉。他后来在《饿乡纪程》中回忆当年情况时说:“儿时的旧伴,都已星散了,谁还管得谁?”“生活困难,心结恶劣”。目睹社会依旧的黑暗,“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后,当然从理论上、从理智上摈弃了这些消极观念,但在心理上却难以磨灭少年时代刻下的忧郁印痕。
二是受到生父瞿世玮的影响。瞿世玮是一个生性淡泊的人,一生无心佳途,常年闲散在家。世幼年习剑术,后来笃信道教,以绘画聊以度日,终生潦倒。瞿秋白小时就经常到玄妙观后红梅阁古春轩壁上看他父亲所绘的玄妙观全图,耳濡目染之间,父亲的消沉情对他有移默化的影响。瞿秋白对他的父亲很有感情,很同情他的不幸。而对他父亲思想中的消极东西却一直未得机会予以必要的认识,他父亲思想中某些消沉的感情便在他身上一直潜伏下来了。
三是病体的关系。瞿秋白自幼体弱多病,这对他的心理精神有着明显影响的,使他喜静不喜动,偏重于思崇内省,性格内向,文静,乃至多感。病状虽然时好时发,而整个健康状况却是俞来俞坏。秋白以异乎寻常的意志战胜病魔,同死神搏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夺回了为党工作的时间。他在工作中从未叫过苦,从未为病痛呻吟悲戚,而当他结束工作,或夜阑人静时,就感到异常困乏。早在1920年在俄专时,就因病而感到“心智不调”。1922年在苏联,就因病时常感到神志恍惚,心神不定。他在《赤都心史》第26节中对此有明白的反映:“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况且心理的病状,情感易动,感慨低徊,抛一滴无意的热泪;家园、故乡、人生的意趣,将来的责任都拚在泪花里,映着灯光,陆离万象,化作一“字宙外的字宙’了”,这种心境在1931年遭王明路线打击以后,更加剧了。当时见到他的人都明显看出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差。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一直硬撑着。当他被俘以后,他感到已不能再为革命工作了,因此也无需掩饰自己早已无力支撑、渴望体息的真实心情。所以他在《多余的话》中便以十分突出的语言表明他早就渴求得到休息。他在长汀监狱中于1935528日给郭沫若的信中就明确讲到病体早就影响他在政治斗争和文学活动上的积极性。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衰退甚至于澌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语。”
四是觉得政治斗争力不从心因而产生苦恼。瞿秋白长时期以来总认为自己不适宜从事专业政治工作,特别是无力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然而,在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的情况下只好承担起来;一面克尽全力做好党组织交付的工作,另一面又总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很勉强,由他来做这样重要的领导工作,简直是“历史的误会”,为此,内心相当矛盾和苦恼。他多次用“犬耕”一词来形容勉力为之的状况。《饿乡纪程》之九记叙说,他们在去苏途中,瞿秋白谈到他担任新闻记者,实在缺乏这个能力。后来,瞿秋白就习惯用“犬耕”表示自己力不胜任之意。这一词语的使用反映了瞿秋白的性格特点:总是将自己估计得很低,总觉得自己很差,而将自己正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矢志献身的事业看得很高很神圣,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于是无形之中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精神障碍和心理差距:一方是那样崇高,一方则是如此渺小;一方是那样神圣,一方却是如此卑微。由自谦到自卑,以致逐渐形成一种精神压力。虽然工作做了不少,有时做得相当出色,有杰出的贡献,但总觉得不行,没做好,甚至觉得完全没做对,全盘否定自己的工作和功绩。这种心理已近乎变态。他不单否定了自己的政治工作,连文学成就也否定了。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真正知识的、一知半解的“半吊子文人”。从积极方面说,这是他的自谦,总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力不胜任,有负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19272月写的《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就坦率地说:“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随着政治上犯盲动主义错误,被批判,被撤职,同时健康日差,他的这种感觉就更突出了。所以1932年左右他给鲁迅、茅盾等人的信中也署名“犬耕”。茅盾问他这是何意,他解释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并进一步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是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总之,由于他的过分自谦,不自觉地发展到自责,由此背上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忧都心情。瞿秋白抑郁优愁的心绪在平时是没有机会暴露的,他也尽量克制自己,不让这种消极心态冒露出来妨碍自己正在进行的革命工作,即便在1931年以后的三四年时间里,他也尽量压制这种不良情绪,而全神贯注地从事革命文学事业的建设工作,只是偶尔有所流露。一且觉得自己已被完全解除武装,不能再进行往常那的革命工作时,他就再也无法控制住有生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忧郁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写出了《多余的话》和狱中诗抄。所以,《多余的话》和《偶成》等诗的消沉情绪自然就很明显。
瞿秋白的性格气质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两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偏激,情绪上的偏激和思想方法上的偏激。在情绪上,瞿秋白在他整个一生中都有热情,有进取心,有干劲,有拚搏式的献身精神,但是却不够冷静。他容易冲动,容易急躁,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上,易犯片面性,易走极端,往往顾此失彼,强调一点而忽略了另一点。即便是在解剖自己的缺点错误上也是如此。因此,在处理事件上,就容易失之偏颇,或者不足,或者过头。二是文人气息太重。传统观念中的文人气息,即书生气,或书卷气。这种文人气息在瞿秋白身上有较烙印,而且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这种气息是什么不好的思想作风,这大概与他一直都渴望从事专业文学工作,欣赏文学的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可是,历史又将他推上政治舞台,而且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斗争与文学工作是两种特性不同的工作,各需要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工作才能和心理习惯。然而,我们发现,瞿秋白虽然从事了十多年的职业政治斗争工作,却始终保持了一个文学家的感情方式、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瞿秋白的文人气息具体表现为,对书本上的理论理解得很深,而对实际生活的错误复杂却有些认识不足,导致产生一定的教条主义;只求情感的真实表达而不大重视表达方式是否恰当,不重视政治斗争特别需要的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只管主观愿望的良好而不大会预测实际效果。这样一种文人气息自然是不适合于政治斗争的,本该去掉而未能去掉,反而在它的影响下加深了他心里的政治与文学的矛盾。
四、简短的结语
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文学史、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的承前启后的地位与贡献以及他的伟大、独立的人格,应该得到真实的描述与公允的评价,并且能够日益显示出它对全党、全民族、全人类的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瞿秋白研究应当享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还瞿秋白的历史真面目,让世世代代都能准确地、完整地认识真实的瞿秋白,理解真实的瞿秋白,发扬光大他的精神遗产,以促进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尤其是人的现代化,让真实的瞿秋白永远生存在民族的心灵之中,让我们永远听见他那真诚的、充满智慧与勇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