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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军民的反“蚕食”斗争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5-04 00:19:01

 

 
为压制山东军民的抗日斗争，从1941年开始，山东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总力战”。所谓“总力战”，就是在加强军事“扫荡”的同时，大力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
　　政治方面，日军在其占领区，利用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会道门头子等民族败类，建立伪政权、“新民会”及其他伪组织，加强法西斯统治；建立10户一甲、10甲一保的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强行登记户口，发放身份证、出入证，限制居民出入，盘查行人；大搞“自首”活动，摧残我党政和各种抗日组织；强迫群众建立伪自卫团，站岗放哨，每天早晚向日军“报平安”，送情报；驱使群众挖封锁沟、筑碉堡、修公路等等。
　　经济方面，日军在占领区严格控制粮、棉、油等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计口授粮，并规定每户存粮不得超过25公斤，违者处死；开展三献（献金、献铜、献铁）、两征（征购、征实）运动；大量贩卖毒品；对“扫荡”后暂不占领的地方，则烧杀抢掠，强抓壮丁，抛投大量伪钞、法币及伪造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币，掠夺根据地人力物力。
 
　　文化方面，日军加强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进行思想“肃正”，开展“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提倡迷信，发展各种宗教和会道门；宣传封建思想，提倡尊孔复古；日伪军中的“宣抚班”，随军进入城镇乡村进行欺骗宣传，蛊惑民众，瓦解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
 
　　日军在强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控制中，还将特务组织作为实施其残酷统治的重要力量。日军济南军部、宪兵队控制之下的特务，分布于山东各地，控制占领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运输机构。日军特务机关——济南“鲁仁公馆”，在沂水县设立了“冈村工作班”，专门侦察山东领导机关的活动。
 
　　日军的“蚕食”政策，就是综合运用了上述手段。其“蚕食”，大多是先平原后山区，先边沿后腹地，重点放在交通要道两侧、经济资源区和对敌威胁较大而又便于分割的地区。“蚕食”时，以伪军打头阵，并大量使用特务分子。其具体做法，通常是利用“扫荡”时抗日力量分散或防备空虚之际，以较大兵力突然控制大片地区，迅速设点建线，辐射周围，进行全面的占领；或者是一天“清剿”一两个村庄，逐步推进。日军的“蚕食”，首先是军事占领，然后修筑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立稳脚后，实行恐怖政策，大肆捕人杀人，抽丁拉夫，烧杀奸淫；建立伪政权、伪组织，扩大伪军，加紧抽税征粮，推行伪钞，任意罚款，掠夺钱财；实行奴化教育，提倡迷信，发展反动会道门等等。
 
　　山东日军总的计划是，“蚕食”整个鲁南山区，以割断山东和冀鲁豫区的联系；“蚕食”滨海区的赣榆、海陵等县，以切断山东与华中的联系；“蚕食”鲁中泰山地区，并向南分割与沂蒙地区的联系，向北截断与清河区的联系；“蚕食”小清河及黄河下游地区，并分割、限制清河区与鲁中、胶东、冀鲁边3区的联系。其“蚕食”重点放在对济南、淄博矿区及胶济铁路威胁很大的清河区。
 
　　鲁南一直是日、顽、我三角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地方，日顽军联合对我压迫，形势恶化时间既早且长。1943年初，日军以抱犊崮以北梁邱为中心，打通到费县、邹县以东城前、抱犊崮东南埠阳等地的几条公路，将鲁南根据地分割成费南、邹东、峄滕边、边联东、边联西互不联系的5小块。据1943年1月统计，“我基本区7639平方里，占总面积的12％，村庄893个，人口19万；游击区面积9920平方里，占总面积的14.2％，村庄958个，人口25.5万；顽军占领区7720平方里，占总面积的10.38％，村庄925个；敌占区41044平方里，占总面积的60％。另有少数游击区、敌区、友顽杂居区，因经常移动，未统计在内”。
 
　　滨海区，自1941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进驻该区后，这里的战略地位陡然提高，敌我拉锯式争夺日益加剧。到1942年底，全区日伪据点达到140处，较1940年增加了3倍，我仅在莒南及赣榆之间保持了一片基本区。
 
 
　　鲁中区，据1943年初统计，日伪据点、岗楼达到368处，比1940年增加129处。第二地区（沂蒙）缩小为南北35公里、东西50多公里的狭小地域；泰山地区除30余村庄外全部伪化；泰南地区我占面积仅为1／8，游击面积1／8，其余全为敌占。整个鲁中区根据地人口，不含淄河流域，缩减到70万人口，财政收入仅为284万元。
 
 
　　胶东区，到1942年底，日伪据点达300处，较1940年增加了208处。平招莱掖边区每20平方里，威海地区每14个村庄，青岛、烟台公路每隔4公里即有一处日伪据点。南海基本区被“蚕食”得仅剩下平度南部4个村庄、莱阳东部13个村庄。整个胶东，我占区面积为65358平方里，村庄6700个，人口295万；敌占区面积40917平方里，村庄3944个，人口401万；投降派占领面积6978平方里，村庄848个，人口61万；敌我争夺区面积29631平方里，村庄2284个，人口223万。
 
 
　　清河区，到1942年底，胶济铁路以北、小清河以南，东起寿光、西至邹平的广大地区几乎全部变成了游击区。全区日伪据点增至298处，比1940年增加214处。1943年，是清河区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一年。日伪在全区8.6万平方里土地上修筑碉堡、岗楼1200多个，其中大的据点达361个，形成公路似网、碉堡如林的严重封锁局面。
 
 
　　在津浦路东的山东6个战略区中，遭受日军摧残最严重的是冀鲁边区。到1942年底，日军的“囚笼”相继形成。辽阔的冀鲁边平原上，封锁沟、公路线密如蛛网，据点、岗楼星罗棋布。据统计，整个冀鲁边区，公路4000多公里，封锁沟1400公里，据点540多个，比1941年增加282个，加上岗楼，比1941年增加507个，共占耕地12万亩，成为山东全省日伪据点最多的一个战略区。到1943年，冀鲁边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日军“拉网扫荡”临邑、阳信、乐陵边及庆云达8次之多。
 
 
　　在津浦路西的鲁西区，1941年6月，日军“扫荡”平阿、大峰、泰肥山区，因不断遭“清剿”和伪化，泰西根据地大部变为敌占区。为保存有生力量，泰西地委除留少数干部就地坚持斗争外，地委、专署机关、地方干部和县区武装撤出。湖西区，到1942年12月，日伪据点达200多处，较1940年增加100余处，被“蚕食”得纵横不足15公里。到1943年3月，日伪在我中心区挖掘了4条大封锁沟，沿封锁沟每1至1.5公里就修筑碉堡一处，造成了碉堡林立、封锁沟墙纵横的局面，整个中心区被分割为格子网。
 
 
　　日军的残酷“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困难，山东根据地1942年较1940年缩小1／3，部队减少1／4，兵源补充极为困难，军需、军械、弹药均极匮乏。
 
 
　　为打破日军依托交通线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蚕食”，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1941年发出关于开展交通战的指示。针对华北根据地出现退缩局面，特别是冀中、冀南、冀鲁边及鲁西等平原根据地退缩较为严重的状况，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又于同年6月发出指示：对敌之“蚕食”政策，“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很难立足”。“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对被‘蚕食’的地区，应多采用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要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引导其在适当的范围内为我服务；另一方面，抗日团体及政权组织应采取隐蔽的方式，注意保存自己。”
 
 
　　根据敌后抗战形势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继续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和分化瓦解日伪军，开展群众工作，配合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敌人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
 
 
　　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敌进我进”战略方针指导下，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翻边战术”，即是将主力配置于边沿区，掌握有利时机，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即“翻”过边沿区之“边”打到敌人那里去的战术。罗荣桓还把这一战术进一步具体为“重视与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坚持积极自主的对敌斗争”。
 
 
　　根据罗荣桓提出的这一战术方针，山东各根据地加强边沿区党的委员会，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加强领导，与敌之“蚕食”政策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首先是运用“翻边战术”，打击日军的“蚕食”推进。当敌人“扫荡”时，我军不是向根据地中心后退，而是趁敌人合围圈尚未紧缩，以主力部队适时跳到敌人后方，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挫败敌人的“扫荡”。在坚持边沿游击区斗争中，组织主力和民兵打入敌占区，袭扰敌人老窝，开展政治攻势，打击敌政权，以钳制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在过去的反“扫荡”战斗中，罗政委就运用过这种战术思想。“翻边战术”就是这些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而海陵反“蚕食”战役和郯城攻坚战役，则是最早大规模地运用这一战术方针取得光辉胜利的典型范例。
 
 
　　海陵县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在郯城、赣榆、海州3县边区设立的新县。因境内有一座马陵山，故起名海陵县。海陵南临陇海铁路，东接赣榆，是滨海南部的边防，又是山东通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交通线。日军为了切断我南北之间的这一通道，建立从郯城到赣榆的东西封锁线，便极力“蚕食”这块地区。日军首先以韩湖（赣榆西南）、横沟、罗庄（均在海州西）为中心向外扩展，到1942年11月，将我6个区“蚕食”掉4个，向北一直到临沭县大兴镇和欢墩埠，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长期驻防的蛟龙汪、朱樊仅十几公里。
 
 
　　当日军“扫荡”滨海的风声日趋紧急，滨海军民正在准备反“扫荡”的时候，罗荣桓决定师部和主力仍驻滨海，并在日军1942年11月2日“拉网合围”鲁中沂蒙、笛崮血战的第二天，命令主力教二旅等部队，在大量民兵配合下，挺进陇海铁路，开始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一场大规模的体现“翻边战术”的外线作战，在敌人后方拉开了帷幕。
 
 
　　教二旅等部队像一把尖刀飞速插到陇海铁路，一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和赣榆之间的敌据点。6天之内，横扫敌据点16处，歼敌1000人，而我军仅伤亡40余人。战役结束后，被“蚕食”掉的4个区恢复了3个半。这次战役，钳制了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沂蒙山区的反“扫荡”作战。
 
 
　　海陵战役胜利后，1942年12月，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第二一一联队报复“扫荡”马陵山区，遭到教二旅重创，联队长小林大佐被打死。这一打击极大地震动了日军，驻扎在兖州的日军旅团长石田恼羞成怒，他到枣庄召开伪沂州道尹、郯城县长和警备队长会议，谋划对滨海区进行所谓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发动大规模“蚕食”。之后，日伪军首先打通由临沂经郯城到新安镇的公路，切断滨海与鲁南及华中根据地的联系；尔后又在沭河西岸重要村镇醋大庄、石村和禹屋，构筑碉堡，安设据点，分割滨海根据地。第一一五师教二旅的干部、战士纷纷请求下令拔除醋大庄等据点。而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却决定：敌进我进，深入敌后，运用“翻边战术”，远距离奔袭郯城县城，以制止敌人对沭河沿岸的“蚕食”，并策应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反“扫荡”斗争。
 
 
　　位于临沂、新安镇之间的郯城，是日军在鲁南苦心经营的兵站基地。墙高、壕深，并广筑炮楼碉堡，是一座完全堡垒化了的城池。攻打敌后如此重要的县城，在山东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一五师挺进敌后抗战以来的第一次。
 
 
　　战前，为了钳制和迷惑敌人，教二旅第四团团长贺健率部队及民兵数千人包围了醋大庄及附近日军据点，把敌人死死纠缠在沭河沿岸；教二旅第六团政委刘西元率第一营和第五十七军独立旅监视赣榆、新浦方向的日军，以保障攻城部队后侧的安全；马头镇方面，由第一一五师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何万祥率第二连于城西阻击。同时，滨海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动员上万名群众，在绵延百余公里的临沂至郯城公路上，展开连续四天的大破击，如风卷残云，把敌人的交通封锁线全部摧毁。1943年1月18日郯城战役打响。激战两天两夜，郯城终于被我军攻克。万余农民将城墙全部拆除，敌人苦心修筑的城堡，也被彻底摧毁。
 
 
　　郯城大捷使日军闻风丧胆，第四、第六团乘胜拿下郯城周围的18处据点。此役，毙伤日军400余人，俘日军7人、伪军政人员600余人。郯城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冀鲁边、清河区的反“扫荡”，并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日军全部撤退，其建立临青公路及重沟至郯城堡垒封锁线的美梦被彻底粉碎。
 
 
　　之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
 
 
　　从此，根据地军民能够更有计划、更主动地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了。“翻边战术”积极主动的对敌斗争精神，在以后的抗日战场上，一直贯彻到坚持边沿游击区和开展敌占区的斗争中去，把斗争推进到了敌人的心脏地区。这一战术传到延安，毛泽东夸赞罗荣桓说：“‘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此期间，山东各区的反“蚕食”斗争都取得了很大胜利。鲁中区，日军1941年3月“扫荡”后，在沂河、蒙山之间构筑了3道封锁线，新设了17处据点。这些据点的守敌都是伪军，他们远离临沂、费县，比较孤立，易于拔除，且拔除后也易于控制。于是，山东纵队决定发起反封锁战役。3月22日，山纵第一、第二旅各一部乘敌立足未稳，由北向南，分左、中、右三路向敌进攻。中路攻下半程，左路攻下汤头，并击退临沂出援之敌，右路也相继取胜。我军威大震，各据点之敌纷纷撤逃，敌人安设的17处据点全部被拔除，彻底摧毁了敌人的这一分割封锁计划。
 
 
　　日军1941年冬5.3万人“铁壁合围”后，构筑了环蒙封锁线，彻底隔离了鲁中、鲁南两区的联系。1942年1月，敌“扫荡”重兵撤走，山纵第一旅以偷袭与攻坚相结合的战法，再次发起反封锁战役。战役中，大量使用了爆破技术，作战20余次，拔除垛庄、界牌等14处据点，歼灭伪军近千人，彻底摧毁了作为环蒙封锁线重要组成部分的临蒙公路。
 
 
　　滨海区执行“翻边战术”比较主动、比较好的地方是临沭县，曾多次受到滨海军区的嘉奖，第一一五师《战士报》也曾作过报道。针对日军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铁瑛书记带领全县人民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具体做法有两条：一是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蚕食”政策，反对挖沟、筑墙、修碉堡；二是立足于打，坚持武装斗争，把敌人赶出去。到1943年，他们拔除县境内的11个据点，还打到敌后沂河西岸。到1945年夏，他们把沂河以东、沭河以西的日伪据点全部拔掉，并且打掉了临沂城边大桥东侧的一个据点。临沂城内众多的“太君”和“二鬼子”眼望着据点被毁，也无可奈何。喧嚣一时的“蚕食”政策，同日军的命运一样，最后彻底失败了。
 
 
　　山东根据地规模最大的反“蚕食”作战是在日军重点进攻的清河区。清河中心区被日军全部“蚕食”后，我领导机关和部队被迫转移到垦区。清河军区遵照山东军区命令，发动了反击大“蚕食”、大掠夺之敌的战役。他们一面派小部主力深入敌人纵深，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埋地雷、打伏击，袭扰敌人；一面集中军区直属团和清中军分区独立团，在地方武装、民兵配合下，有力地打击“蚕食”之敌。在进攻中，对各部伪军分别对待，实行打击最坏的、逼走较弱的、争取动摇的策略。战役自1943年5月27日开始，9月10日结束，历时3个多月，分为两个作战阶段。5月27日至8月初为第一阶段。在开始的半个月，以“敌进我退”战术，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后20天，以“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战术，以主力一部深入敌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破袭战和小型攻坚战，横扫日军在广饶、博兴一带新安的据点，平毁沿黄河封锁沟，打走抢粮队，还救出民夫两万多人。最后用20多天时间，集中优势兵力，一连打了4个大胜仗。第二阶段为8月初至9月中旬。我军一面派遣大量敌工干部潜入各路伪顽军司令部进行策反，一面组织主力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不仅拔掉了日军在这次“蚕食”中新安的据点，而且部分地恢复了1942年秋被日军“蚕食”的小清河以南的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地区。清河军民经过3个月的浴血苦战，取得了反“蚕食”战役的辉煌胜利：全区进行战斗409次，摧毁据点139处，毙伤日军113人，俘日军3人；歼灭伪军3个团、击溃6个团，计毙伤伪军2011人，俘伪军2418人；缴获炮24门，机枪32挺，枪2623支，子弹5万发；毁敌汽车5辆，破坏公路275公里，修“抗日沟”500多公里。反“蚕食”战役的胜利，使位于胶济铁路北侧广阔平原上的清河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并逐步扩大，为从淄河流域恢复清河与鲁中的联系创造了条件；清河与冀鲁边、胶东两区的联系也陆续恢复。这是清河乃至山东开展政治攻势和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重大胜利。为此，参加战役的清河军民受到山东军区的嘉奖。
 
 
　　山东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任务最为艰巨的地区则为冀鲁边区。由于敌人切断了该区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一切联系通道，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打通与南面相邻的清河根据地的联系，成为冀鲁边军民的首要任务。冀鲁边区部队曾4次南下，执行打通冀鲁边与清河区联系的任务。1941年上半年，教六旅两次组织东进，先后在德平县孔家镇、商河县贾桥兴隆镇遭敌重兵包围，经激战后突围，联系均未成功。7月，教六旅政委周贯五、政治部主任杨忠、第十七团团长龙书金等，在惠民以东渡黄河进入清西军分区，与清河区领导人景晓村、李人凤、李曼村会面，商讨了打通两区联系的计划：首先在黄河两岸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群众团体及抗日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和根据地；然后，两区部队在适当时候联合行动，沿渤海边打开一条连接两区的通路。1941年7月，为了与清河区山东纵队第三旅在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垦区会师，教六旅主力一部兵分两路东进开辟新区。9月初，教六旅在惠民县夹河遭数十倍于我之敌包围，杨忠牺牲，龙书金、第十七团参谋长李青山和冀鲁边军区电台台长罗长波负伤，在群众掩护下才脱险。两区的联系，除了于7月接通一次关系外，仅有两次接通：一次是周贯五率部队在惠民老君堂过黄河，迎接教六旅副旅长黄骅到边区；另一次是1941年9月沿无棣海边进入垦区与清河区部队会合。之后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打通了两条与清河联系的通路。一是军区武工队经无棣、阳信、沾化3县秘密通道进入垦区；二是由新收编的海匪陈子芳部组成的军区海上特务团，乘船从海上往来。这两条通路的开辟，对于冀鲁边区打通与上级的联系，度过以后的艰苦岁月，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其次是依靠人民，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坚持边区斗争。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第一一五师教六旅及地方武装化整为零，由得力干部带领小股武装，组成游击组、爆炸组，袭击、扰乱敌人。仅1942年下半年，我军进行反“扫荡”作战即达270多次，平均两天打三仗。我大批伤员的安置，主要靠群众分散隐蔽。
 
 
　　第三是在进行军事反击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伪军，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渠道向伪军官兵宣传，晓以民族大义，争取他们倾向抗日，暗中帮助我军，使有些伪军在与我军遭遇时朝天开枪，甚至放走我军战士，或放回我被俘人员。为了便于分散隐蔽，积蓄力量，迎接抗战反攻的到来，庆云、南皮、东光等县一些村庄，还发动群众挖地道，户户挖通，有的通到村外。日军“扫荡”就钻地道，还利用地道隐蔽伤员、掩藏物资。
 
 
　　到1943年，冀鲁边区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这年下半年，边区军民发起带攻势性的军事活动。第一军分区一举歼灭济阳县二太平据点伪军1500人；第二军分区发起空前规模的破袭战，拔除据点、岗楼130多处，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公路网。有的县在一夜之间将所有岗楼铲除净尽。破袭战打破了日伪长期分割封锁的企图。
　　山东抗日军民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封锁，度过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从1944年春起，山东战场展开局部反攻，攻城略地，光复了山东大部分国土，为最后的全面大反攻打下了有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