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女为作者李瑾）

“长风浩荡，太阳辉煌，年轻的鹰啊，飞向远方……”

1963年8月7日，嘹亮的歌声在徐州火车站上空飘荡。我们来自徐州市第五中学、第六中学的七八十名初、高中毕业生唱着这支歌，告别父母，告别家乡，满怀激情地踏上东去的列车，奔赴国营东海种马场畜牧业第一线，从此拉开了长达十余年的牧马人生活的序幕。

增长知识 磨练意志

东海种马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年青人，顿时使寂静的场区热闹起来。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有的分配到畜牧队，有的分配到种植队，有的分配到机务队或养猪场……但不论分配到哪里，都是愉快地服从，没有一位打退堂鼓。

乍到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感到好奇。第一天劳动剥苘的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水泥场上老工人一边向我们讲述青苘麻从收割到沤制的过程，一边教我们怎样才能把苘剥干净。

不时，放牧的马群从场边奔腾而过，高大的顿河马，粗壮的重挽马，马蹄声声，卷尘而去。跟在后面拾马粪的孩童，挎着粪箕，只要看见有马跷起尾巴，就会大呼小叫地喊着:“枣红马拉了，白鼻梁马拉了……”竟然会那么神机妙算。

很快到了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割黄豆不仅是累人的活儿，而且黄豆荚扎手，一不小心手就会被扎破。从来没见过镰刀的城里人，不到半晌，手就磨出了血泡。那时，初中毕业的同学十五六岁，高中毕业生也不过十八九岁，哪里干过庄稼活，一天下来累得腿痛腰酸。记得男生里年龄最小的郑洪年同学到食堂打饭时，被扎破的手拿不住筷子，筷子掉在地上，腰累得弯不下去拾。有的同学为了完成当天的任务，午饭不回场吃，让别人捎块馒头，用盐水瓶装点水，三口两口地吃完，接着再干。谁也不甘落在老工人后头，时时牢记临来东海时的誓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锻炼就像参军一样光荣。退回城市就是当了逃兵。

收完秋粮，接着种麦。我们学会了牵马耙地、推车、积肥。刘信如、张国祥、索民勤等同学小车推得呱呱叫，与当地老工人不相上下。女同学苏惠新一天能刨一马车山芋干，全场数第一。冬季水利工地上，大块大块的坚土，被我们用两齿锸掘起，挖沟撂堑，样样活儿干得不比老工人差。

谈到搞水利，徐州来的学生有点文化派上了用场，丈量渠长，计算土方，准确得很。东海是水晶之乡，在挖沟时，偶尔也会挖到水晶，那高兴劲儿就会暂时忘记了劳累。

农闲时除去兴修水利外，还要为来年春播做准备要要要精选花生良种。还要为马匹贮存过冬的粮食要要要收购干草。

选花生种大都在室内进行，大家围坐在玉米棒芯点燃的火堆旁，一人一笆斗花生的工作量，一边剥着，一边听着老工人讲述当地风土人情的趣事。

外出到周围村庄收购干草是个苦差事，大都是男同学出征。要在收购点如黑埠、孟中、洪庄等地住上多日，等收到一定数量的干草后再用马车运回场里堆垛。

东海种马场共有六个马厩，一个公马房，一个兽医室和一个配种站，共470多匹马。一个冬天至少要贮存干草200多万斤，才能保证马儿度过青黄不接的季节。收购的干草要装上马车，拉回场里要堆垛。装车和堆垛都是技术活儿，车装不好，干草可能会在运输途中散开；垛堆不好，垛会倾斜倒塌。

城里来的这些年轻人头脑活络，手脚麻利。老支书费永水鼓励大家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咋着咱咋着”，虚心向老工人请教，很快掌握了农活的技巧，成为生产能手。赶马车成为“老把式”，放马群，鞭儿打得清脆悠扬。

种马场地处马陵山延伸的丘陵地带，地域辽阔。北到曲阳，曹庄，西到阿湖，洪庄，南到陆湖、孟中，东到黄树、城头。清晨，分到畜牧队的同学赶着马群到这些地段放牧，中午赶到马沟荡饮水，回场喂料，下午再去放牧。

看上去这活儿挺悠闲自在，其实马儿并不那么听话，牧马人要驯服那些特别性烈的马儿，还要看好它们不要损害周围农田里的庄稼。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夜间还要为马儿添加饲草饲料。我们成了真正的牧马人，个个都是好骑手。

记得曾有一次骑马与火车赛跑的比试。某同学骑着一匹顿河马，由石湖车站与火车齐头并进同时出发，一路东去，在500米以内测得顿河马的速度竟然比火车快。那时全国正在掀起民兵大操练的高潮，全民皆兵。女同学也不示弱，由袁惠华、孔令芬等同学组成的女子骑兵队“巾帼不让须眉”，她们飒爽英姿，驰骋牧场的形象，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在全国放映。

孔令芬身着武装带、持枪牵马的特写镜头，被放大悬挂在东海县照相馆的墙壁上。一时间，在民兵比武的现场，女子骑兵队成为一道最为靓丽的风景线。分配到种植队的同学，样样农活都抢着干，“杈筢扫帚扬场锨”，件件农具都用得娴熟。锄地、落谷、间苗、插秧、割麦……样样农活都难不倒咱。

记得东海县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推行“旱改水”那阵子，以徐州知青为主搞了几亩水稻试验田。落谷时正值春寒料峭，气温较低，有时水面结着薄冰。记得老队长费家贤挽起裤脚，几次下水试水温，又把脚缩了回来。我们却血气方刚，不畏寒冷，打着赤脚跳入刺骨的水中匀畦。后来小腿肚上冻得皴裂了口像小孩的嘴。

夏天耥稻除䅟草时，蚂蝗猖獗叮满了双腿，有时多达20多条。我们不怕叮咬，惩治它们的办法就是用力掴下来，热贴在柴油机滚烫的水箱上炕干，或者放在肥皂水里分解。在农业技术员梁建明的指导下，我们的水稻试验田获得了丰收，并且在场区合适的地块进行了推广，达到了每人年产吨粮的目标。

分配到养猪场的黄剑侠同学，虽是女性，但为人正直豪爽，干起活来也是风风火火，强炼泼辣。她不怕脏和累，吃苦耐劳。养鸡、养鸭、养鹅注重节约成本，她半夜起身做豆腐，豆腐渣用来喂猪，豆腐卖给职工食堂。喂养的小猪个个肥头大耳，滚瓜溜圆。1965年春天，东海县召开农业先进分子代表大会，她作为知青特邀代表之一，在会上介绍了养猪经验，赢得了阵阵掌声。养猪姑娘黄剑侠的名字和她的先进事迹，在知青中广为传颂。

经过几年的锻炼，我们不仅增长了农牧业方面的知识，而且磨练了体魄和意志。那种不怕艰苦，勇于争先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我们。我们不愧为水晶之乡的第一代农工，成为种马场生产的主力军。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扭转了种马场长期亏损的局面，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余粮还支援了县里，迎来了种马场最辉煌的时期。

丰富文化，传播文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生活非常艰苦。东海种马场所辖费岭、冯庄两个生产大队，生产力比较低下。冬天，有的农户一家人盖一床被子；有的孩子没有棉衣穿，光着脚丫穿着“水旱鞋”（用汽车内胎做的鞋），都八九岁了，也上不起学。那时，我们虽然每月才十八九元工资，但生活条件比他们好得多。同学们经常去这两个生产队访贫问苦，捐钱捐物，把节省下来的粮票送给他们。场里还派苏光萍、李令华同学去马场小学教书，让孩子们都有学上。

当时，场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体活动，职工文化生活很贫乏。自从我们徐州知青来场后情况大有改观。场里成立了广播站，高音喇叭一天响到晚，播放着新闻、乐曲和知青们写来的稿件，报道场里各条战线的生产捷报，激发了职工更高的劳动热情。我和苏光全同学还被县广播电台聘为特邀通讯员，把场里的新鲜事及时写出提供给县电台采用。

我们和东海当地知青组成文艺宣传队，打快板、说相声、演地方戏、大唱革命歌曲。大大丰富了场里的文化生活，受到职工们的欢迎。刘志昌同学二胡拉得好，李令华、张瑞英、张成芝、郑洪年等同学在吕剧、淮海戏扮演的角色，十分得体。每次在场区或周围村庄演出后，都会被群众围个水泄不通。1965年夏天，在东海县五大国有农牧场举行的歌咏比赛大会上，我们演出的大合唱《打靶歌》获得第一名。

我们还不定期刊出墙报、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农牧业科学知识。向不识字的老工人讲解一些法纪法规以及生活卫生常识。我和刘信如同学有书法和绘画特长，被县法院借调帮助整理刑事卷宗和绘制街头宣传画报，受到相关部门的好评。与此同时，我们也结合自己所在岗位不断地学习专业知识。袁自顺、王玉兰、范兴肇、黄秀君、陈承敬、陈宜杰等十几位同学，参加了江苏函授大学农学和畜牧学专业的学习，并且学有所成，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袁自顺成为畜牧技术员，在种马的配种和人工授精方面很有一套。王玉兰运用所学知识，针对种马场农牧业协调运作的特点进行成本核算，成为一位精明的会计师。学习农学专业的同学也都学以致用，把学到的农业知识融汇到农业劳动的实践当中去，大有所获。

丰富的文化生活，改变了种马场职工的精神面貌。以往农闲时，老工人不是聚众赌博，就是在一起嘻打哈笑“骂大烩”。现在在徐州知青的影响下，摒弃了陈规陋俗，讲究了精神文明，赌博的少了，讲粗话的少了。有的参与徐州知青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教唱淮海戏；有的加入场里的篮球队，活跃了业余文化生活。

1964年夏天，毛主席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徐州知青响应毛主席“到大风大浪中锻炼”的号召，许多女同学在马沟荡学会了游泳。

梦萦东海，情似故乡

我们扎根东海，爱场如家。与当地老工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情如手足。1963年腊月，大雪围门。那是我们到东海的第一年冬天，场里没有什么活干，又临近春节，还真有点想家。场里领导知道后，派当地老工人陈士魁雪地探路，护送我们回家。

从种马场到石湖火车站最近也有十八九里路，平时天干地晴不用两小时就可以走到。可是那天，到处白茫茫的一片，天地一色，分辨不清东南西北。原来羊肠小道旁挖水晶留下的泥坑，也被大雪埋平，有的同学一不小心掉进去，雪到齐腰深。我们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四个多小时，才来到这个只停车一分钟的小站。

站值班室唯一的一位铁路工人抱来柴禾点燃起来，为我们烘干被大雪浸湿的棉衣，烤得身上心里都暖乎乎的。

就这样年复一年，到了六十年代末，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谁也未曾想过到别处安家。种马场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东海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故乡。我们陆续在种马场完婚、生儿育女。还有几位知青与当地青年联姻，结为秦晋之好。场里把原来知青住的四排集体宿舍，全都改成一个个小家庭的居室。

有了自己的小家，回徐州的次数也少了。即使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我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969年3月的一天夜里，月黑风高，当地老工人都回家了，只有少数人值班。忽然从六厩马房传来呼救声：“失火了，快来救火！”住在场区的知青们听到呼声立即奔往现场施救，薛庭友、刘大奎、索民勤、刘信如等同学最先赶到，他们不顾烟呛火燎迅速地爬上房顶揭瓦，阻断了火势的蔓延。郑月农、宋从华、段美龄等女知青急促地把一盆盆水传递过去，泼向火海。身怀六甲的杨洪兰也加入了救火的行列。虽然经过大家的奋力抢救，但由于水源较远，火势又大，接近天亮时大火才被扑灭。

这场大火损失严重，大家十分痛心，很多知青在烧死的马驹旁流泪。大火之后的最初几天，全场无须动员，大家不分队别和工种，不分白天和黑夜，志愿来到兽医室，像疼爱自己的子女一样护理烧伤的马匹。兽医师刘加嗣、过已吉、吴继森等更是竭尽全力，为此熬红了双眼。而后来，这起大火本已查明并确定为责任事故，谁知，知青中的几位救火者却被诬陷为纵火犯关进了牛棚，蒙受冤屈和伤害。当然，中伤别人者最终没落到好下场，冤案得以昭雪。

一晃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知青们的孩子有的该上小学了，他们和当地的儿童一起到同一所学校读书，一起学习和玩耍。有的孩子还幼小，有时忙不过来，就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看。邻居家有什么好吃的就会拿给孩子吃，如同在自己家一样放心。知青家庭和当地职工家庭之间的交往，淳厚而朴实。

1975年12月31日午夜，知青范兴肇的小女儿出生不满百天，因受寒感冒引起新生儿肺炎，心力衰竭，呼吸困难。场卫生室焦永凯医生叮嘱：“赶快送往县医院抢救！”

位于牛山镇的东海县医院离种马场30里路，半夜三更的怎么走啊？看到怀里脸色已经发青的女儿，范兴肇叩响了汽车司机鲁忠民的家门。鲁师傅二话没说，穿上棉衣就去发动汽车，只用了19分钟就到达县医院。但不巧的是医院氧气用完了，而同时就医的有4名新生儿。值班护士刘海莲（音）急中生智，让患儿家长到附近工厂去借。可时针已指到1976年元旦凌晨，工厂放了假没能借到。当家长们无功而返时，又碰见另一名40天的女婴吸尽了从乡下卫生院带来的氧气而窒息夭折，心里更加着急。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时，一个大义之举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一位只能依靠呼吸机而不能自主呼吸的老年病人家属，毅然决定放弃维持治疗，把氧气——生的希望，让给了4个幼小的生命。孩子们得救了，那位老人也安详地谢世。随着孩子们陆续痊愈出院，这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也在东海县传布开来。

按照党对知青的政策，从1975年底到1979年初，我们或被招工或被安置回到了徐州。就要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十五六年的种马场，心里是那么依依不舍。看到亲手栽下的梧桐已枝繁叶茂，杨树已挺拔林立，高大成材，又说不出有多么欣慰。毕竟在这块沃土上，有我们洒下的热血和汗水。我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东海。春秋交替，时光荏苒。四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而今，当年的知青小伙和姑娘，现在都已年逾花甲成了爷爷和奶奶。那个患新生儿肺炎的女孩，也做了母亲。每逢大家聚会谈论往事时，都会勾起对东海的无限眷恋。每次梦里回东海，跨上骏马扬起鞭。大家约定，2009年选择适当时机，带着儿孙再去看看那个让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

（摘自《连云港史志》，原文题目《城里来的牧马人》，作者：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