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鼓锣又名公鼓锣，是连云港市及其周边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曲艺形式。工鼓锣历史悠久，因上世纪40年代末在淮海战役中，许多艺人以说书的形式，热情地慰问我人民子弟兵和支援前线的民工，深受军民的欢迎，又被人们称为淮海锣鼓。工鼓锣在苏北地区长期流传，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积累了大批传统书目，也营造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演出习俗。2007年3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被列为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从民间传说说起

工鼓锣虽长期流传于民间，但史书典籍中却找不到一鳞半爪的记载。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编修中国曲艺志，走访了众多的工鼓锣老艺人，他们讲述的关于工鼓锣起源的传说却丰富多彩：一说远在大禹治水时，上工收工均以击鼓为号。专事此职的司理大夫在鼓梆两边的环上系着带子，挂在项上敲击催工。休息时司理大夫一面击鼓打节奏，一面给民工讲一些有趣的民间故事，讲到高兴时，又说又唱，民工听后倍觉欢愉。治水成功后，司理大夫深知天下水患甚多，便辞官以击鼓唱书为业，云游四方，宣讲根治水害，造福民众，深受民众欢迎。后人向他学艺，演唱时又添了一面锣，遂称工鼓锣。

在连云港及周边地区，工鼓锣艺人凡经过渡口要津，船工一概免收摆渡钱，此俗一直沿袭至今（灌云县艺人吴德成口述）。一说春秋时期，楚庄王是位唱书的行家。那时楚国境内洪水泛滥，百姓为治水患苦不堪言。楚庄王见状动了恻隐之心，就扮成个唱书的，拎了鼓、提了锣，到水利工地上连敲带唱，说故事给大伙听，既鼓舞了士气，也加快了工程进度。后来有人偷偷跟着学艺，并在民间渐为流传。回宫后大臣问候楚庄王，他叹了口气说：“唱神骂鬼，只能糊嘴。”谁知他金口玉言，从此唱书人世辈发不了财，只能糊口。（灌云县艺人王龙扬口述）一说春秋时楚庄王殿下有位大臣叫崔公，为官清正廉明，后因遭奸臣诬陷，被发配苏北。在押解途中，崔公忧国忧民，他将朝廷的弊端和百姓的疾苦编成唱本，沿途说唱，一路苍凉悲壮，使围观的百姓深深感动，纷纷出钱给他做盘缠。到了苏北后，随身的两个解差不愿回家，便拜崔公为师跟其学艺。后辈艺人视崔公为本行创始人，故称公鼓锣（新浦区艺人严必涛等口述）。

据《中国曲艺史》（春风出版社1991年版）载，我国古代艺术形式中的说唱因素，发展至隋唐时期，才日臻成熟，“使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曲艺艺术宣告正式形成”。上述诸说有着明显的传奇色彩，不能作为工鼓锣起源的依据。但从中也可看出，这一曲艺形式在连云港一带形成历史的久远。

工鼓锣艺人在摆场演唱时，素有“相离相，丈八丈”之规，即二人若在同一处说书，书场间的距离必须相隔八丈开外，否则就被视为坏了行规。相者，成相也，是先秦时期具有曲艺形态的歌谣形式，工鼓锣以此称谓作为约束同行艺人的习俗，其流传渊源也可略见一斑。

工鼓锣的形成和兴盛

工鼓锣的起源虽无史书可寻，但众多行家认为，最晚在清代中叶，工鼓锣就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演出形式。据灌云县老艺人张学余（1907-1989）回忆，至他这一辈，工鼓锣在当地已师传七代，历二百余年。到清代同治年间，工鼓锣在海州乡间非常流行，不仅名家辈出，还逐步形成了以师徒沿传关系为系统的不同门派。如海州下辖的沭阳县就有东汪门、西汪门、郯门和方门四大家。其中东汪门的汪同坤、西汪门的汪万友、郯门的郯大肚子（名不详，意为肚子里书目甚多）及方门的方开杰，都是领衔一方的知名艺人。各门派收徒众多，有的擅唱以小家碧玉为特色的“针线匾”类书目，有的擅唱以走马格斗而见长的“刀马词”类书目，形成一支支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庞大艺人群体。

据《连云港曲艺志》载，约清同治十年（1871），东海县白塔埠艺人陈六在海州摆摊唱书，因其嗓音浑厚而大受群众欢迎。后来他传艺给其子陈进国和其孙陈立余，祖孙三辈同时演唱，并经常在乡镇戏台前演唱，全凭嗓音洪亮和书艺精湛吸引听众，名声一时大噪。

工鼓锣艺人不仅在乡村受欢迎，很快也进入城市设点唱书，并逐步扎下根来。据灌云县艺人张士仪（1889-1952）介绍，约清代光绪年间，板浦镇朱门艺人周奋涛、徐门艺人嵇福田等曾在海州马路口设点唱书，听众络绎不绝。板浦镇艺人孙福荫还常年在上海演唱工鼓锣，以其精湛的书目和娴熟的技艺在上海站住脚跟。至民国年间，灌云县艺人形成“东西张、南北徐”四大门派，即东张张学余、西张张同举、南徐徐家福、北徐徐贵明。郯门传人靳华章演唱时声情并茂，艺高一筹，民间有“听戏要听梅兰芳，听书要听靳华章”之赞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关心指导下，工鼓锣艺人组织起来，成立各种“艺人救国会”、“抗敌宣传队”等进步组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编写和演唱了《打倒小东洋》、《伪军十叹》、《反扫荡》等新书目，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作用。一些艺人利用特殊身份，深入敌占区获取情报、参加战斗，有人还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

建国后，工鼓锣艺人在党的领导下，纷纷参加各类曲艺团体，除了发挥本曲种“快马轻骑”的特点外，还推陈出新、博采众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评弹的风韵、评书的白口、快书的气势和戏曲的行腔，在说表艺术上得到很大的提升。单在市区就有一个室内书场和五个室外演唱点。各县乡的艺人更是星罗棋布，灌云县从艺者就有二百余人。

1985年1月，连云港市举行首届民间曲艺、杂技汇演，灌云县21岁工鼓锣女艺人李炳红一举夺魁，并被推选为全市民间艺人联合会会长。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受现代多元文化形态的强烈冲击，工鼓锣艺人流失，听众锐减，已呈现出衰退趋势。

质朴粗犷的演唱风格

工鼓锣属吟诵类曲种，其声腔是在海州一带方言的基础上衍化而成，带有似唱非唱、说唱相间的特点。它的演唱质朴刚劲，无处不透露出苏北人朴实醇厚的气质，体现了海州一带的民情风俗。

工鼓锣连敲带唱，只需一人，故有“一个人一台戏”之说。它演唱灵活方便，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农村场院，都可随时设点开唱，被称为表演艺术的“快马轻骑”。

优秀艺人的演唱说表，能让你觉得满场生辉，除了给人以欢愉，还留给我们一种审美的境界。艺人的演唱大致分两种，一种要带膛音（即沙哑声），称为“老官嗓”；一种不带膛音，艺人称之为“浮调”。工鼓锣的伴奏只有一鼓一锣，鼓如球，锣似盘，和艺人演唱的声腔浑然一体，别有韵味。

工鼓锣的说表艺术也十分丰富。最初为两人摆档，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二人轮番说唱，至清末民初才改为单人说唱。工鼓锣的说白分“腰白”、“私白”和“公白”三种，腰白是艺人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客观地叙说故事发展；私白是艺人以第一人称，模仿书目中人物的讲话；公白是艺人同时交替模仿书目中两个以上人物的对话。

为吸引听众，艺人还要掌握一些特殊的技巧，首先艺人要学会“埋关子”，按现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即要善于制造悬念，巧妙地埋下多条伏线，使听众产生“欲知后事如何”的强烈愿望。这全靠艺人要掌握火候，恰到好处，吊住听众的胃口，使他们舍不得离去。还要学会“放水词”，俗话说“唱戏两条腿，说书靠使水”，艺人演唱时现场发挥，穿插一些令听众捧腹的唱白插科打诨。这种诙谐是机趣，全凭艺人的功力，把生活中的某些场景延伸、夸大，使其成为一种意象，反过来再触动听众。用听众的话说：“水虽大，但好喝”。

艺人还要善于“耍锣鼓”，工鼓锣有“一场锣鼓半场书”之说，故有经验的艺人无不在锣鼓上下一番功夫，或“阴锣”，或“花锣”，各有妙用，甚至连一只鼓键都不放过。如1956年原市搬运公司一位工鼓锣演员去南京参加全省职工文艺汇演，演唱现代书目《李大祥捉特务》，只见他手中的一只鼓键时而作扁担，时而作针线，时而作匕首，时而又作手枪，信手指点，变幻无穷。时在台下看戏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赞不绝口，说：“支鼓键被他用活了！”

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工鼓锣艺人受地方文化、民俗及宗法门弟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饶有风趣的演出习俗。如工鼓锣艺人欲想从艺一定要拜师傅。接受老师传授者称“门里徒”，名义上拜过师而没有受过老师传授者称“门外徒”。工鼓锣艺人奉崔公为鼻祖，自许此行为公卿出身，故彼此间皆以先生相称，颇为清高。艺人演唱时须衣冠整齐，三伏酷暑也不许赤膊、趿鞋，艺人行路之时，肩上背一条褡裢，前面放锣，后面放鼓，绝不能颠倒。艺人间还形成约束行为规范的“十大行规”等。

工鼓锣传统书目有一百多部，一为历史演义类书目，二为传奇故事类书目。大部书前有“小书帽”，类似评弹的“弹词开篇”。近代以来，新编的现代书目也占一定的比例。

风靡一时的知名艺人

工鼓锣在连云港一带衍传二百多年，民间从艺者多不胜数。因其演唱均为营业性，艺人间竞争激烈，身怀绝技者不乏其人：

段大贤（1874-1943），灌云杨集人，原是位教书先生，是工鼓锣艺人中的一位文化人。他一生致力于工鼓锣的提高和改进，提高传统书目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他所演唱的《三国》、《水浒》、《济公传》等书目全是自已新编唱词，很受听众欢迎。他演唱的《聊斋》既有一定的文采，又通俗易懂，在苏北地区很受推崇。

嵇福田（1887-1948），艺名板浦徐，海州人。他自幼刻苦学艺，记忆力强，擅唱书目极多，听众称他为“破书箱”。他整理、传授的一部《月唐》坐地演唱数年不衰，流传至今。

张士仪（1889-1952），灌云四队人，他擅唱才子佳人、儿女情长的针线匾类书目，如《大隋唐》里面的罗成，少年英俊，活灵活现，成为乡村女听众崇拜的偶像。听众都说：“死人能给张士仪唱活了。”

孙福荫（1895-1971），艺名小毛窝，灌云板浦镇（现属海州区）人。幼年读过私塾，又会武功，他以公案类书目见长，曾三次到上海演唱，开拓市场，成为工鼓锣走出去的第一人。

徐立业（1912-1985），艺名徐大嘴，灌云伊山镇人。他演唱刚柔并济，运腔自如，尤以“刀马词”更见功力，被同行称为“小教主”。

张学孔（1902-1973），外号掷弹筒，灌云县人。以嗓音洪亮而称著，夜间广场演唱，二里外可听清其声。他还擅用口技，表现出千军万马、风吼马嘶的壮烈场面。他演唱《薛仁贵征东》两军对阵时，150多句唱词一气呵成。

严必涛（1919-1980），板浦镇人，后在新浦安家唱书，上世纪50年代许多新浦老人都听过他唱书。他擅长临场发挥，唱起来有声有色，听众称道：“严必涛的书水大，但好喝”。他还打得一手好锣鼓，人称严花鼓。

代表性工鼓锣艺人更当首推张同举（1917-2006），他为灌云“西张”的领军人物。张同举自幼拜工鼓锣名艺人唐桂荣学艺，出师后设点唱书，他唱腔典雅，行腔丰富，功力很深。1943年参加“艺人抗日救国会，编唱新书，宣传抗日。1953年当选为灌云县曲艺协会副会长。他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57年加入江苏省曲艺团，1958年随江苏省曲艺团去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演唱的《单刀赴会》经中央台播出后，又被上海唱片厂灌制唱片。2000年9月，他被中国曲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曲艺50年特别贡献曲艺家”光荣称号。

工鼓锣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曲艺形式，两百多年来活跃在连云港这片土地上，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它演唱和说表的丰富性，艺术形式的简洁性，各类书目的趣味性，凝结了诸多艺术元素，蕴涵着丰厚的文化信息。同时它也折射出连云港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习俗，反映了苏北人民群众广阔的社会生活，具有文化历史的见证价值。保护和传承工鼓锣艺术，对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摘自《连云港党史》，作者：朱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