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从省级机关、各省辖市和地委机关抽调一批干部支援农业第一线。这年四月初，我们俩从中共徐州地委机关下放到东海县安峰人民公社，张立人任副社长，周建芝任文书（注：时张立人、周建芝已结为夫妇）。1964年9月底，我们奉命调回徐州，在安峰整整一年半。这一段工作经历虽然已过去40多年了但一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时常怀念安峰，怀念安峰的父老乡亲。

团结奋进的一班人

安峰是革命老区，公社党委一班人和几位助理中，不少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公社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有如下几位：党委书记王庆祯，副书记、社长高立起，副书记张廷杰、姜寿仁，副社长刘嘉梅、张立人，组织委员张平，宣传委员刘宗鹤，人民武装部长马德友，派出所长蒋步余，妇联主任许宝平，发电站长刘恒奎。安峰山水库管理所陆书记和林场杨场长也参加党委活动。

王庆祯同志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早我们三年从徐州专署局长岗位上下放到这个公社当书记，并且全家迁到安峰。他水平高，有魄力，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能团结人，工作时严肃认真，休息时与大家打成一片，打扑克，下“六州”（在地上画几个格，双方用小石子下输赢）玩的不亦乐乎。在他的带领下公社党委一班人是一个团结战斗坚强的集体。党委成员多数人蹲点包片。张立人被分配到点上，头一年在山西大队，第二年在蹓马大队，同组织委员张平一起（有时张廷杰同志也来看看）。

所谓蹲点，就是参加大队和生产队的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完成县和公社布置的任务。更多的时间是拜农为师，与社员一道劳动。蹲点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张立人在山西大队蹲点时吃住都是在附近的安峰山水库管理所。在蹓马大队蹲点时住在大队部，自己做饭吃，一般是一天吃两顿饭，最常做的死面饼，把和好的面捏成饼贴在铁锅底周围，底下是菜，饭菜一锅出。张平同志做饭手艺好，有时用南瓜切成丝包菜包子吃。

公社干部没有固定的星期天，到公社机关开会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便立马赶回大队。1963年夏天有一次正在公社开会，下午突然下起了暴雨，据天气预报当晚还有大雨，我们几个蹲点的同志立即冒着大雨，迎着电闪雷鸣，踏着泥泞，跑回点上，帮助队里防风防雨，检查社员危房，帮助安全转移。党委会不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每个成员勇于暴露思想，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诚恳，严肃认真。每参加一次这样的会议，都受到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张立人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感受：“这里是一架精密的天平，把每个人称了又称。这里是一架大得无比的X光透视机，把人们的一切照射。这里每个人都是医生，把思想上的毛病诊治，经过短期会诊，人们的免疫力增强了，又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地投入新的战斗”。

简陋的办公条件

公社机关原在大放街上，大跃进期间迁到安峰山下。在一片不靠村庄的平地上建了一排办公用的平房，四周没有围墙。办公室的北面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公路两边有两处建筑，东边是开会用的礼堂，西面几间平房是邮电所、医务室等。

在离办公室较远的南边还有两处平房，分别由王庆祯和刘宗鹤同志两家居住。办公室多是兼作宿舍。由于公社干部多数下队蹲点包片，平时留在机关的人很少，一到了晚上，除了周建芝这个文书外，几乎无人留在办公室。每天是她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同各大队电话联系要数字要材料，写汇报材料，经常忙到深夜。

当时治安情况好，今天很难想像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却一点也不害怕，而且安然无恙。办公条件也十分简陋，每个干部必备的有自行车一辆。下队下村到县开会全靠它。周建芝原来不会骑自行车，到安峰后为了便于工作，自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她在乡下学会了骑自行车。夏天每人有一个斗笠一领簑衣。这簑衣真好，雨天防雨，晴天挡太阳，平时还可以铺在地上当坐垫，一物多用。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大队、生产队干部都自带煎饼、咸菜、铺盖。公社食堂只供应开水，晚上住在礼堂里，公社从不花什么会务费。

可敬的父老乡亲

我们是全家下乡的，六十多岁的母亲和五岁的儿子随我们连户口一起转到安峰（当时父亲在海州师范学校任教）。靠邮电所、医务室的两间平房作为母亲和儿子的住处，既是宿舍又是厨房。我们俩在前面办公室安排两间，一间办公，一间当宿舍。公社的同志们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常常帮助我们做这做那。

公社办公室东边有一口水井，离我们家较远，张立人在下面蹲点，吃水由周建芝用水桶去提，邮电所的刘玉振、通讯员蒋步隆和厨房老丁师傅常常挑水送到我们家里，使我们非常感动。

最令我们难忘的是，我们刚到公社不久的一天夜里，张立人盲肠炎发作肚子疼痛难忍，还发烧。住在公社医务室的段医生起床治疗到天亮，但病情仍未好转，他建议转县医院治疗。那时公社到县城不通汽车。三十多里公路全靠两腿跑。怎么办？会计谭达同志（王庆祯同志的爱人）立即去请了四名社员用担架把张立人抬到县医院,经过保守治疗,不久就痊愈了。

1964年9月，我们奉调回徐，张立人先到徐州报到。通讯员蒋步隆同志挑着行李步行送到东海县城。十月初我们全家搬离安峰，来去一马车（那时私人没有家具，搬家不费事）。告别了一年半朝夕相处的安峰乡亲。一年半的农村生活，使我们得益非浅。我们虽然都生在农村，但对农村并不十分了解，对农村工作更是外行。属于“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到机关门）。

在农村工作的实践中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逐步认识了淳朴善良勤劳的农民，也认识了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基层干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村干部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级干部都无法替代的。我们应当尊重农民，尊重基层干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小学生的心情虚心向农民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把农村在改天换地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先进人物反映出来，宣传出去。

在农村工作一年多，周建芝深入到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中采写了许多典型材料，在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编印的《工作通讯》上发表，在县广播站广播。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周立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山南大队党支部书记戚凤章带领社员兴修农田水利的典型材料，还被徐州地委办公室编印的《工作情况》刊登。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积累，张立人在离开安峰28年后写的《要多为基层干部着想》一文在人民日报办的《新闻战线》上发表并获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安峰一年半我们终身受益，实实在在上了一次农村大学。

今年，我们离开安峰整整46年了。在这期间我们曾回去过一次。那是1991年的金秋时节，王庆祯、谭达同志和我们一道“乘车观花”，在安峰转了大半天。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安峰处处欣欣向荣，令我们惊喜。如今19年过去了，安峰的变化会更大，我们由衷地祝愿安峰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摘自《连云港史志》，作者：张立人、周建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