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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唱花相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4-13 14:18:05

 

花相_副本.jpg

 

 
首先声明几点：一，本文所写的唱花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工种，仅局限于打着竹板要饭的那类贫苦人谋生的一种手段这一狭窄范畴，与真正唱花相的传统艺人无关；二，本文的忆趣，不是追忆本人的亲身体验，而是来自于童年时期之耳闻目睹，加以人工合成。再者，与前些拙文不同的是，这里趣，不是拿无聊当诙谐，不是拿贫穷当谈资，其言其意，悉愿诸君自辨。
 
“说山东，道山东，吃糠咽菜眼发青；下大雨，刮大风，屋顶墙壁大窟窿。”我不知道，这几句话，算不算是唱花相中用词用句的具体格式，在我看来，说它是乡里坊间的顺口溜，更确切，也更为大众所熟识，所认同。其实，算不算，是不是，都不重要。只要能从中玩味到当初的山东地区，穷到何等地步也就够了！
 
如果不是因为江苏省最大的人工湖——石梁河水库的修建，如果不是因为老家处在石梁河水库的边缘地带，一遇大汛，整个村庄用来活命的上千亩沙土地，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苏鲁两省为此数年打不清官司的话，我想，我现在仍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
 
当年的山东虽然地贫人穷，可他诞生过我的生命、养育过我的童年。我的根子就深扎在他的土壤里，他的养分流淌在我的血液、骨髓里。还有我故去的先人，还有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付出生命、伤残巨大代价、如今早已英魂逝离的乡亲，都深埋在那里。天地相隔，人魂永绝。我无法忘记他们，真的，永远忘却不掉！
 
还有一些人，是同样忘不掉的。他们或许是我的前山东老乡，或许是流落至此的外省陌路人。或许的可能性还有很多，但有一点是无容置疑的，他们的生活生存状态，一定是比我们更为艰辛，更为贫苦。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来过我们这片区域讨要生存，来过我同样并不富裕的家谋求生活。对当年这些曾饱受苦难，拖儿带女，以沿途乞讨为生的兄弟姐妹们，姑且称之为唱花相的吧！至少听着，比要饭的这个词要婉转一点，要少些心酸味儿吧。
 
山东这块土地，自古多磨难。地瘠人贫、兵燹匪祸、战事频繁、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粮食歉收，经济萧条。闯关东的，人数高达数千万哪！穷！穷刚思变，变，怎么变？背井离乡，逃生要饭唱花相！
 
不妨把我记忆中的唱花相，分个时间段吧，80年前与80年后。
 
我手里头有一份资料，是我老家原来所在县的统计数据。1946年土改前夕，全县有54503户，逃荒要饭的17083户，所占比率高达31.3%，卖儿卖女的1130户，比率为2.1%；1950年建国初期，全县要饭的有775户，3181人，断粮的3080户，12503人；1980年，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人均年收入75.54元；
 
这只是一个县的统计数字，数字够惊人了！那么，全市、全省呢？怕是闭着眼睛，也不敢想像。这又是一组什么样的数据？它意味着什么？冷酷，凄惨，还有震撼！
 
暂且用一下要饭这个词吧。在我的印记里，80年代以前，上门要饭的也分两种。一种是什么也不唱，直接张嘴要的。也就是说，不唱花相。这群类，独自一人的俱多，残疾病弱者俱多，老人妇女孩子俱多；另一类，就属唱花相的，大多数为两人，或夫妻，或父子，或村里同伴。一唱一和，相当于今天相声中的捧哏与逗哏，年龄至少三十五岁开外，中年阶段。偶尔也会有青壮年，很少。
 
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年四季，均蓬头垢面，脸色发青虚肿，衣衫褴褛不蔽体。唱不唱花相的，都会手拎一根近乎一人高的打狗棍，背一蛇皮口袋。只是唱花相的会多一付呱嗒板（竹板）。
 
我一直有这样一种印象，直接张嘴要的，要比唱花相的实在，家境也更艰难。是谬论也罢，是偏激也好。至少当年经我手送出的食物，给不唱的，要比唱的多。我感觉，我的母亲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到了饭点，不知从哪来的要饭人，就会随期而至。不唱花相的，门也不敢推，趴在家天子的门缝处，一声“大爷大娘，可怜可怜给点吃的吧！”叫得人心软发酸，整个心沉甸甸地往下坠。虽然我们家也并不富裕，但还能吃上饭，度得过饥荒。遇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丝毫不犹豫、不吝啬,煎饼地瓜干子大捧往外送。大冬天，不管大人小孩，紧赶慢赶硬拉硬拽到堂屋里，热地瓜糊涂管饱管足。有时候，刚送走一拔，又来一拔，一家人的吃食，也就下去一大半。父亲心疼唠叨几下，母亲一句“谁家将就过得去，还上门要饭？”堵得父亲死死的，长叹一声，啥话也说不出。
 
唱花相的，大都是外省人，尤以安徽、山西最多，被苦难的生活逼迫的灵牙利齿，口若悬河。一进门，啥话也不说，手里的呱嗒板噼里啪啦先打一通，然后才面无表情随着节奏唱花相：“大叔大婶好心肠，伸出手来帮帮忙。吃不饱，穿不暧；孩子哭，老婆喊；不得吃，不得睡；一路讨饭受大罪；苦日子，真可怜，熬过今年没明年。”“叫声大娘动动手，帮俺两个俺好走；你门头要不掉，下个门头不好要；吃不穷，喝不穷，打花相的要不穷；困难时刻把俺帮，走满天下记心上；高高手让俺过，回头我把你感谢。”每唱一句式，另外一个就会应答一声“好”，神情麻木，纯机械式的。每每至此，善良的母亲总是泪水涟涟，慌不丢地给些吃食，不忍心让他们再唱下去。
 
前两年，看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籍，装帧豪华，中间还加了腰封。书中有篇序言，作者名头不小。他好像是这么说的：富有民间风趣，代表民间文化生活，能活跃生活，生动活泼，逗人发笑，使人听之顺耳顺心。纯属胡扯。他在农村真实生活过没有？他听到过真正的民间花相没有？他是不是喝咖啡、吃面包呛着噎着了？听一听，看一看那些个真正来自民间的苦难曲，游离图，他还会耳顺心顺，发笑风趣吗？
 
与这位作序者一样，唱花相的也有过激的。
 
离我们老家五公里处的赣榆县欢墩埠镇，每年的农历四月八日都要逢三天庙会。庙会历史悠久，规模大，影响远。这三天里，方圆几十里内外的商贾摊贩、闲人骡马，云集于此。人流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络绎不绝。衣帽鞋袜、锅碗瓢盆、瓜果蔬菜，应有尽有。说书的、卖唱的、玩杂耍的、卖艺的，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五花八门，要啥有啥。我就在这种地方，看过那些一手拿牛大骨，一手拿刀片割头皮要钱，所谓的“唱花相的”。看了头皮发麻，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摊子刚摆好，“唱花相的”就来到摊位旁：“给一毛不嫌少，俺保你生意天天好！”
 
卖货的很烦，一甩头，说滚滚滚，还没开张呢！
 
“让我滚，滚不远，你得看看俺的脸”。说着，“唱花相的”拿刀往头皮上划了一下，顿时，血流满面。
 
卖货的吓了一跳，赶紧掏出一毛钱，说好好好，走吧！
 
“一毛钱，不算钱，打不着油称不着盐”。
 
“你刚才不是要一毛吗？”
 
“给一毛，你心疼，逼得俺脸一片红，给五毛，才正好，没有零钱俺能找！”说着，又是一刀。
 
卖货的一看，这还了得，不是要人命嘛！忙掏出五毛钱，说：俺叫你爹行吧，行行好，你快走吧！
 
这种“唱花相的”接过钱，谢字也不说一声，赶下一场子。一个庙会下来，再看“唱花相的”的头，变成麻花鸡窝了，整个一位自残自虐行为者。既瘆人，又让人惊惧。遇到这样的，唯恐避之不及。
 
进入80年代，国家虽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上放宽搞活，开办了大批乡村企业，发展多种经营，使农民的收入构成，从单一的粮食收入转向农、林、牧、副、渔、商全面发展。但因老家所在地受限于各种条件，发展极其缓慢，农民生活仍然相当贫困。到85年，全县农民人均猪肉5.5公斤，胶鞋人均0.33双，肥皂人均1.22块。恰好这一年，我到外地读书，一周的伙食，也就是二十几个掺杂粗粮的煎饼、一罐头瓶子咸菜疙瘩、还有用来坐船打开水的五毛钱。这样的生存状况，已经是当时江苏全省最底生活水平。
 
不过，相对80年以前，唱花相要饭的人数，的确有了大幅下降，并且多为老弱病残者，中青年已很鲜见。即使有乞讨者，挨家挨户也没多少。一般多出现在红白事场合，以及各类摊铺上。词也经创新改良，与时俱进了，增加了不少新鲜玩意。听着，也没那么多伤感。比如，到了烟酒店，就会这么唱：“往前走，抬头看，来到烟酒糖茶店；这家商店真不错，卖的都是实落货；老不欺，少不瞒，新老客户一样钱；不缺两，不短斤，老板称称真凭心；生意好，买卖红，买卖越做越兴隆。”
 
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飞速提高，唱花相的好像也实行战略大转移，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全到城里谋生活了。更有意思的是，以前唱花相的，是上门乞讨，饱裹腹肌。发展到现在，我怎么发现本末倒置了呢？卖货的反而唱起花相来了。偶尔走到乡村街市，大老远就能听到卖老鼠药的声音：“这几天我没来，你家老鼠爬锅台；弄脏盐，绊倒料，还往锅里撒泡尿。这几天我没出现，它到你针线筐子逛一遍；啃断针，咬断线，把花瓣咬得稀巴烂；我这药里有断肠散，这边咽下那边喊；大老鼠吃了蹦三蹦，小老鼠吃了不能动.......”滔滔不绝，出口成章，有韵有仄。买不买鼠药的，都围拢过来，驻足观听，倒像是在看一台大戏！
 
唱花相，是一种起源于民间的平民艺术，据说是由丐帮发明创造的，属口头即性创作，内容宽泛，篇幅精悍，表现力强，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甚远，表达出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渴盼，一种愿望。在旧时衣不蔽体，腹无饱饥时代，与其说它是一种艺术形式，不如说它是旧时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史、悲情史！
 
数百年来，唱花相，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串街走唱”、“撂地演唱”直到如今的“舞台表演”，成为今天的数来宝。作品内容往往针对社会的不良现象展开情节，在幽默中批判和讽刺，让人轻松的去思考和产生共鸣。越来越带有很强的时代气息。语言诙谐幽默，表演富有亲和力。正如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所说的：“数来宝的繁荣，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曲艺界在新世纪一定能够再造辉煌。探讨，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理性的思考，将促进各地曲艺事业的繁荣。”
 
 

（摘自“原始之爱”博客）